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1]这一部署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新时代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策略。回首新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一战略既是时代的也是历史的。近70年医疗卫生工作方针的演进与人民健康状况的改善，都充分展示了这一战略的阶段性成果与恒久性诉求。

　　一、“四大方针”：新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

　　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面貌，为人民群众创造健康幸福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革命的初心与使命。为此，尽快确立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确保将紧缺的卫生资源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百姓，改善人民群众岌岌可危的健康状况，在筹建新中国时，便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被历史地提上议事日程。

　　1949年9、10月间，军委卫生部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首次就建国后卫生工作的方针任务进行研讨，“初步地确定全国卫生建设的总方针应是以预防为主，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要面向农村、工矿，依靠群众。”[2]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卫生工作方针表述，但为一年后制定明确的卫生工作方针勾画了雏形。1950年8月7日至19日，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421位来自各地区、各军卫生部的负责人和中西医药界名流专家出席，161人列席。[3]会议着重检讨了一年来“预防为主”方针的实施情况，在深入讨论和征求意见的前提下，确立今后全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即总方针是：“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4]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与会代表进一步分析了卫生工作的薄弱形势和解决办法，从一年多来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出发，认识到要做好卫生工作必须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为此，会议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卫生工作方针中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内容，使卫生工作方针由三句话变成四句话。至此，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形成，其精神内涵始终是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导原则。

　　“四大方针”之所以被如此顺利地提出并能持久发挥作用，不仅因为它符合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而且，追本溯源它们都来自革命战争年代医疗卫生工作的实践，是人民军队和根据地、解放区卫生工作的经验总结，其中还包含着对中国传统医疗保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面向工农兵”明确回答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为什么人的问题。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表明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不是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它凸显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性质，指明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方向，一直是培育良好医德医风的根本准则。“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解答了医疗卫生工作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是落实“面向工农兵”的业务方针和工作方法。中国传统医学反复证明，“预防”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上医治未病”的思想。苏区时期，由于医疗条件差、药品稀缺，战士缺乏卫生观念和习惯，一些传染性疾病蔓延严重。时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首先提出 “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工作方法。[5]通过组建卫生预防组织、颁布卫生工作条例、开展卫生运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抗战时期，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预防第一”的口号，将预防工作提升到卫生工作的首要位置。中医药是我们祖先在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的抗病保健的智慧与方法，它与西医药的结合构成了我们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然而，自西医传入我国以来，中医遭遇排挤甚至一度被废止。毛泽东在苏区时针对歧视中医、中西医之间存在矛盾与隔阂的状况，多次强调中西医要加强团结。[6]1950年，他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团结中西医”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对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疾病的斗争中，群众路线是一条成功经验。它与“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这两大方针相互配合，在缺医少药的艰苦环境中，以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集体力量，有力地抵御了各种疾病的侵害。

　　“四大方针”确立后，得到了上至党中央下至普通百姓的广泛拥护。毛泽东因势利导，将卫生工作作为全民事业和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柱，用大卫生的理念，把十分拮据的卫生投入发挥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健康的价值。1951年，他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7]，不仅要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而且要在经费上给予保证。1952年，面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毛泽东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卫生工作再度升格为“爱国”运动，全社会的力量被充分动员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卫生工作的重要性不断深入人心，“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8]唤起了每个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营造了讲究卫生人人有责的浓厚社会氛围。人民群众把“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9]作为信条，一场没有旁观者的第一次卫生革命以最快的速度获得胜利。1956年毛泽东骄傲地说：“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10]1957年，依据部分地区的调查统计，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57岁，[11]一些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得到控制，有的甚至被灭绝。1964年，我国总人口突破7亿。[12]一大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务工作者被培养出来，他们将卫生工作方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白衣战士”。人民身体素质的显著提高，不仅为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而且为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积累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二、以农村为重点：发展中国家卫生工作的典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新中国建立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而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却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乡村医疗卫生组织几乎是一片空白，一些零散的个体中医为农村群众提供极其有限的医疗服务。

　　1950年6月，旨在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全国农村卫生座谈会召开。基于农村医疗卫生的恶劣状况，为了巩固土改成果、促进农业生产，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指出，“今后卫生建设的重点在农村，城市是对旧有卫生机构加以改造的问题。”[13]为此，要求卫生工作人员要明确认识农村卫生的重要性，扫除对农村卫生工作的忽视态度与偏差认识，不怕困难，为农民解除疾苦。紧接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又提出，近几年卫生建设的重点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农村、工矿与部队。在各级人民政府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条件改善很快。到1953年底，全国县医院和县卫生院已由解放前的1437所发展到2102所，[14]县以下的区、乡也大力组织和培训医疗卫生队伍，组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然而，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后，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各方面工作都紧紧围绕落实总路线来展开。紧接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进一步突出了重工业的重要地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卫生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1953年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制定本年度文教卫生工作计划会议上，明确卫生工作为工业建设服务，“应着重加强和建立城市、工矿和交通线的医疗卫生机构”[15]。10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报告，认为今后卫生工作必须更好地为实现总路线服务，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目前的实际情况，确定卫生工作的重点首先是要加强工矿卫生和城市医疗工作，使农村卫生工作和互助合作运动密切结合，并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对人民危害性最大的疾病。[16]自此，围绕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的国家经济建设重点，医疗卫生工作“重城市轻农村”倾向逐步形成，突出表现在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医疗卫生投入的大幅度增加。而广大农村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才自发建立合作医疗，以解决农民看病吃药问题。在总结“大跃进”的失误，特别是在反思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欠缺的严重教训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被进一步强调，这也促使城市和农村医疗卫生的主次关系有了一些变化，提出了“城乡统筹兼顾”的思想。但是，工业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和当时国家经济的严重困难，都决定了医疗卫生工作只能以城市、厂矿为重，农村医疗卫生的供给还只能处于低水平的缓慢发展状态。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批评卫生部只给占全国15%的城市人口服务，而且主要是为干部服务，广大农民得不到医药。“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17]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此时对“四清”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使他无法容忍对农村卫生工作的轻视，[18]严正地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把好的医生放到农村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钱信忠等中央和卫生部的领导同志先后组织卫生部门的同志座谈，进一步了解情况，要求落实好“六·二六”指示，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一年后指示公开，自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成为医疗卫生工作方针中一条重要内容。以此为指导，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放到农村。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10年后，这个比重提高到60%。[19]1975年，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20]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开花、巡回医疗广泛开展、赤脚医生队伍迅速壮大。到1976年7月时，全国有110多万人次城市和人民解放军的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医学院校的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建立起了卫生院。“赤脚医生”达到150万人。[21]在城乡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大为改善。

　　这些独到的工作方法和显著成就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1976年被誉为“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并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回答了与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们的提问。他所介绍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情况，令各国代表赞叹不已，他们认为“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2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到中国实地考察学习，拍摄赤脚医生工作的专题纪录片，还将《赤脚医生手册》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78年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经验被写进《阿拉木图宣言》，世界卫生组织把它们作为解决初级卫生保健的成功范例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并据此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走向世界的中国卫生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改进医疗卫生工作方法、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二为”方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各项社会事业围绕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这一核心任务，先后进行工作方针和政策的调整。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紧随社会发展的大潮而动。

　　1985年初，为了贯彻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卫生局厅长会议，随后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医疗改革正式启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为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积极推行“多渠道办医”、“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医疗卫生部门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验中，为指导医疗卫生工作健康发展，开始酝酿卫生工作新方针。1991年，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和修改，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中国卫生发展与改革纲要（1991—2000）》，确定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为：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这一方针为我国“八五”期间的卫生工作方针。

　　与前期卫生工作方针相比，这一方针继续坚持“预防为主”，强调中西医并重和群众参与的重要性，将医疗卫生工作的服务面，由“面向工农兵”扩大为“为人民健康服务”。同时，针对提升医疗卫生业务水平的要求，方针中增加了“依靠科技进步”的内容，将对待中西医的态度由“团结”改为“并重”，将动员群众的方法由“运动”改为“参与”。这些变化适应了改革开放后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然而，此时医疗卫生改革正在强力推进，医疗机构在“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的政策导向下，以承包责任制、有偿业余服务、调整医疗卫生服务收费标准等方式，投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日益加重的市场化改革趋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引发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医疗改革的热议：医疗卫生工作的目标是以社会效益为主，还是以经济效益为主？农村合作医疗还要不要坚持，基层保健网络是否还要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医德医风该如何维护，医疗卫生事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如何体现？在探索和反思中，医疗改革不断调整方向和策略，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也得到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1996年12月9日至12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卫生工作会议，足以见得，在紧迫的医疗卫生形势下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生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明确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并对工作方针作了新概括，即“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3]第二年初，这一方针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与5年前“八五”期间的卫生工作方针相比，这一方针最大的不同是，恢复了“以农村为重点”并放在第一条的突出位置；将“依靠科技进步”调整为“依靠科技教育”；将医疗卫生工作的宗旨和目标明确表述为“二为”方向，即“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调整使得方针更加完备，更加符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同时，这七句话的排列顺序也有所变化，更像是“四大方针”的“扩展板”，体现了党在卫生工作方面思想上的继承性和政策上连贯性。不仅如此，方针还直指医疗卫生改革10年来出现的严重问题，如重治疗、轻预防，以至于一些曾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再度流行；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严重下滑，农民医疗负担加重，以至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愈发突出，等等。[24]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使得卫生工作方针在医疗改革的探索中发挥了掌舵和领航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医疗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医改之难，超乎想象。”[25]同期进行医改的很多国家均面临突围的困境，有的不得不半途而废。医改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焦点问题，考验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26]。我国医疗改革迎难而上，在政府主导下谨慎试验、逐步推开。1998年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入了建立新型医疗保险制度的阶段，传统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紧随其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继建立。此外，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得以发展，它们共同发挥着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的作用。2005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2岁，孕产妇死亡率为4.8/万，5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为2.5%。[27]我国居民的重要健康指标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这之中，医改功不可没。截至2009年底，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3亿人，新农合参合人数8.3亿人，总覆盖人数超过12.6亿人，90%以上的城乡人口有了基本医疗保障。[28]作为医疗改革先锋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胜利。与此同时，医疗服务体制、医药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

　　一段时期以来，对医改的评价一直处于热度不减、众说纷纭的状态。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分析，评价医改成功还是不成功，不仅要看结果，更要看过程；既要看到医改遭遇的挫折和挑战，更要看到医改始终没有背离“二为”方向，党和国家始终知难而进，愈挫愈坚，为建立公平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费尽心机，做了大量工作。医改的历程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华民族摆脱积贫积弱逐步走向强盛，人民群众病有所医、健康长寿、拥有美好生活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四、全民健康：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也表现出新特点。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健康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希望获得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另一方面国家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给予高度重视，积极统筹规划，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家意志与人民需求的高度统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力量的互动推进，标志着卫生与健康的中国道路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2013年8月，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指出：“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重要位置。”[29]一句话道出了新一届党中央对待人民健康的立场与态度。国家把健康权作为人的基本权益加以保护，不仅指解决人民看病吃药问题，而且包括提供保障人民身体和精神健康的社会福利，促进从食品安全到生态环境一切有益于健康的事业发展。健康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标志。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人民健康是重中之重。习近平多次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使全体中国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也是我们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30]健康与小康相辅相成、齐头并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民健康的路上，全国人民一个都不能落下。习近平这种大健康理念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既是对毛泽东大卫生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

　　全民健康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全体人民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参与协作。为此，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将健康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卫生与健康工作提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出台，明确提出实施精准健康脱贫工程，完善全民医保，进一步增强防病、兜底能力，坚决防止和阻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发生。在精准扶贫的行动中，要求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不仅要详细记录家庭的健康信息，而且实时跟进，给予政策照顾，保证贫困户看得起病、看得好病。2016年，卫计委、国务院扶贫办等15个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构建起健康扶贫脱贫攻坚战的顶层设计，精准健康脱贫成为国家精准脱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8月，在时隔20年后中央重启卫生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刻阐述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决策部署。回首新中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成功经验，他提出，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此，他对新形势下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了新概括：“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这一方针把“卫生与健康”相提并论，凸显了新阶段卫生工作的目标与本质要求，同时，也扩展了方针的适用范围，是一切与“健康”相关联的事业的指导方针。从内涵上看，这六句话继承了以往卫生工作方针的思想精髓，不仅保留了“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原话，而且浸透着“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精神。方针中把“以农村为重点”调整为“以基层为重点”，既涵盖农村又包含城镇基层社区，适应了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要求，坚持了我国在卫生与健康工作中一贯倡导的大众化与公平正义原则；增加了“改革创新”、“共建共享”的新元素，与新形势下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相协调，为卫生与健康工作增添了新活力；“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则突出了大健康的新观念，展现了党和国家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上的决心和力度。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详细而清晰地规划了今后15年健康中国建设的总体部署，以及健康中国“三步走”的目标蓝图。围绕着全民健康，一个人人参与、人人健身、人人快乐、人人幸福的新时代风尚正在形成。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宣布“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承诺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报告中还列举了爱国卫生运动、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等战略着力点，它们是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具体抓手，是实现承诺的可行路径。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进步。

　　最新的人口健康数据显示，我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8.1‰，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0.1/10万，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3岁[31]，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实践证明，中国的卫生与健康道路是成功的，其中起指导作用的卫生工作方针是符合中国国情、积极有效的。把卫生与健康工作作为民族发展的根本大计，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发挥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方法优势，是中国卫生经验的核心要义，也是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中国智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2]《中央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3日。

　　[3]《中央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3日。

　　[4]《全国卫生会议在京开幕，将制定卫生工作的总方针和任务》，《人民日报》1950年8月8日。

　　[5]李伶：《中国“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诞生记——访博士将军涂通今》，《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6]田刚：《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的确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1]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12]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3]张芹：《关于农村卫生建设问题 ——记中央卫生部农村卫生座谈会》，《人民日报》1950年7月25日。

　　[14]黄树则、林士笑主编：《当代中国的卫生工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5]《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会议，制订今年文教工作计划》，《人民日报》1953年2月3日。

　　[16]《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在北京举行，确定今后卫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12月31日。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页。

　　[18]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806页。

　　[20]《卫生部关于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报告（摘录）》，李长明主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2001年版，第420页。

　　[21]《卫生部关于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报告（摘录）》，李长明主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2001年版，第420页。

　　[22]胡振东：《“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的风雨人生》，《湖北档案》2000年第7期。

　　[23]胡晓梦、白连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0日。

　　[24]姚力：《当代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7页。

　　[25]《迈向健康中国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心卫生与健康工作纪实》，《人民日报》2016年8月20日。

　　[26]李玲：《中国的医疗改革》，《人民公开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页。

　　[27]陈国裕、李玉梅：《加快推进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卫生部部长高强答本报记者问》，《学习时报》2007年3月19日。

　　[28]《基本医疗保障覆盖九成以上人口》，《京华时报》2011年4月10日。

　　[29]《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30]《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人民日报》2016年7月26日。

　　[31]《李克强在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