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共高层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组织启动的对策讨论。在此期间，刚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共与社会各界开始以一种主动、开放的态度了解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动向，探讨技术革命浪潮将会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而探求需要采取的对策，这对于我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进行体制改革、发展科技事业都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如今大讨论已经过去近30多年了，但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势头不仅没有止步，而且更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研究“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媒体的启蒙与高层关注的开端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共高层开始更多地了解到世界先进国家发展状况，尤其感受到许多诞生于50年代新技术，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已经开始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革命性的影响。面对世界范围内新产业革命的蓬勃发展，邓小平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的著名论断，并对此进行了三方面的具体概括：第一，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二，新技术带动了核工业、航天工业、计算机工业、信息工业等许多新的产业出现和形成；第三，科学和技术的紧密结合、技术和经济的紧密结合使得科学技术成果非常快速应用到经济领域，促进经济的发展。[2]今日视之，这段讲话对于当时世界新产业革命发展特征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但由于国门刚刚开放的客观环境所限，此次大会对于“科学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科学与经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问题”、“我国应如何应对世界新产业革命发展”等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大会讨论通过的《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对重大新兴技术领域的概括还不够准确[3]。
此时的世界，伴随着计算机、微电子通信的广泛应用以及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工程技术的迅速崛起，人类社会开始发生有史以来最为迅速深刻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结构与社会结构，而且对人的生活学习工作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逐渐发展成许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面对这一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开始由关注技术本身发展，进而转为探讨新兴技术对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和社会形态带来的显著影响和变化，并经过研究指出：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两次文明的浪潮之后，现在正经历着依靠全新的技术的“第三次浪潮”，有人也称之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这些观点一经提出便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讨论热潮与巨大反响。
1981年，美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女士向《读书》杂志的主事者沈昌文介绍了1980年刚刚出版的《第三次浪潮》[4]。沈昌文立刻敏感到此书观念新颕，内容重要，决定由新华社的董乐山先生翻译，并在当年杂志第11期、12期杂志转载了部分精彩内容，《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也对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进行了介绍。1983年1月2日，应中国未来学会的邀请，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夫妇来华访问。中国未来研究会理事长杜大公设宴招待，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社会科学院顾问宦乡出席。1月4日，托夫勒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的学术报告会，并播放《第三次浪潮》影片，京津地区80余位未来研究学者和专家参加。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于光远还专门主持了一个座谈会，于若木、田夫、杜大公、罗劲柏、查汝强，李慎之、冯亦代等20余位知名学者与托夫勒进行深入交流。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也与托夫勒夫妇作了交谈。[5]1月10号，他在上海科学会堂作了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报告》，并受到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接见。此时的国人，刚刚历经三十年的闭关锁国，对于世界新产业革命的发展状况知之甚少。而托夫勒的京沪之行犹如一针强心剂，给当时的听众带来了前所未闻的新思想、新观念。[6]1983年3月，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限内部发行。同年10月，《读书》杂志又开始介绍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7]一书。
与此同时，1983年5月，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兼《经济参考报》首任总编辑李琴在台湾出版的《经济日报》上看到了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一书的相关内容，认为很有价值，并将其介绍给时任《经济参考报》副总辑陆亨俊。[8]同年6月14日和16日，《经济参考报》四版头条位置先后刊发了《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大趋势〉一书内容介绍（上、下）》两篇文章[9]。文章见报后，时任国务院领导办公室来电话对这一主题表示了关注，同时询问《大趋势》一书国内有没有译本。于是，报社编辑部迅速确定要加大对新产业革命的报道力度。据统计，从1983年6月到9月，《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有关新产业革命的报道有160多篇，10月份一个月就刊出了150篇[10]，新技术革命的系列报道获得了当年全国好新闻特别奖[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报社还破格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针对托夫勒专访的评论员文章《能否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由于媒体人的敏锐，这两本在西方国家引起较大影响的书仅仅在国外出版一至两年就被国人所知晓[12]，由此在新技术革命观念启蒙方面，中国正式开启了与世界同步相融的历史进程。
作为《经济参考报》的负责人，陆亨俊觉得除了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之外，非常有必要将有关情况向中央领导报告，于是就以“内参清样”的形式，分别将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和日本松田米津的《信息社会》的内容，以及新华社驻美、日记者的有关采访报道，包括对《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的采访等材料进行整理后上报中央，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自1978年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生产力”开始，中共高层一直对“如何正确处理科技与经济的关系”、“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等问题进行基于本国国情的探索与思考。随着认识的深化与明晰，中共在随后的几年间陆续提出了“科技必须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3]，“整个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经济建设服务”[14]等一系列观点和看法。尤其是面对党的十二大所提出了“力争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振兴目标，中央领导人认为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才有实现目标的把握，并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15]的重要认识。这标志着中共高层已经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16]。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技视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17]在此背景之下，陆亨俊上报的聚焦西方科技发展的材料正好切合了当时领导人的主要关注点[18]。
1983年10月9日，国务院召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沿海城市和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科工委等相关人士二十人以“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和我们的对策”为题召开了小型座谈会。[19]在会上，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结合我国国情对关注新产业革命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主要强调了四个重点：第一，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或者几十年之内，将会有这么一个新的情况，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运用于社会，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新的变化，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第二，新的产业革命的兴起对今后向四化进军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第三，面对“新的世界产业革命”，有哪些我们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跳跃一些阶段，直接采用新的成果，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第四，沿海地区应该根据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来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逐步建立和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为了保证研究深入进行，会议决定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为题，由国务院和上海各成立一个小组，提出一个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取得发展机会的最佳方案。国务院组由马洪[20]牵头，张寿[21]、朱镕基[22]、吴明瑜[23]、聂力[24]负责。上海组由上海市委负责，并一身二任，既研究全国，又可联系上海经济区的发展加以研究。[25]11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26]，他指出：我们的同志，认真在追求新的现代化科学知识的人，并且把这些新知识同如何改变我国现状联系起来考察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大好信息。但是，我们必须严重地注意到，现在还有更多的领导者，首先是某些做经济工作的负责干部，对现代化的新的科学知识，基本上没有多少兴趣。有的人以内行自居，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眼里，某些人甚至把当代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这种人有没有呢？如果有，经济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应该向愚昧作斗争，还是要向所谓的“自由化”作斗争呢？这是我们大家要严肃考虑的问题[27]。他又谈到从日本回来还要发表一点看法。
二、国家高层主导的对策研究
1983年11月5号，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1600多名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28]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主持，时任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我们的工作一方面要重视研究当前的科学技术工作；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未来，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我国经济发展能否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新的产业革命及我国的对策’的研究，提出一些有见解的意见，供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时参考。”[29]
与会者对世界新产业革命展开了初步讨论，并对即将召开新的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进行了部署。根据中央部署，北京组“新的世界产业革命[30]与我国对策”第一次内部讨论会于1983年11月24日至11月27日在北京开幕。来自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高等院校、驻外使馆、新闻单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地方政府等单位12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31]本次会议强调从全局和战略上研究问题，主要为下一阶段提出具体对策提供理论指导，并要求新闻单位注意保守秘密，不做对外宣传[32]。为期四天的会议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1）对于“新的世界工业革命”的看法；（2）新的产业和新技术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中的应用及其发展的具体情况，对这些国家当前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影响和今后发展趋势的分析；（3）着重研究哪些技术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而直接采用其成果，以便抓紧时机，迎接挑战；（4）根据我国国情，应当从哪几个重要方面提出对策，并对下阶段的研究工作的组织安排提出意见。[33]会议还强调指出：与1956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主要针对国防科技领域的发展不同，本次对策研究将把科技、经济、社会三者融合起来，并从国家总体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对策研究。[34]
同年12月，上海市科委组建了上海新技术革命战略对策研究组，研究组由冯之浚任总组长，方开炳任副总组长，并设立了总体、经济、科技、情报和社会共5个子研究组。对策研究组召集了13所大学、14个科研所以及统计局、社会科学院、上海经济中心的80余名专家，结合上海市“七五”规划的制订，探求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背景下上海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战略与对策。[35]
12月3日，胡耀邦再次就迎接新技术革命作出批示，他指出：“现在主要困难是我们一大批经济管理、技术干部缺乏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有的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进取精神。对世界上最新科学知识，最新的先进技术，最新的科技动向，反应迟钝，没有每年每月每周去询问、打听、跟踪的热情。”[36]时隔五天，即1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全文转发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的讲话，并在所加的按语中写道：希望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用心看看。我们要考虑如何把这些现代化知识同我国现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和应用。那种对现代科学知识缺少兴趣而以内行自居的态度，是对四化建设不利的。[37]
按照第一次对策讨论会的安排，一方面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有关部委、科学院、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分别就相关专业领域组织专家开展更为细致的研究。另一方面，对策研究小组完成了综合对策（讨论稿）的起草工作。紧接着，1984年1月，对策领导小组组织200多名专家讨论了综合对策，并分组起草了微电子和计算机对策、光纤通信对策等八项对策。[38]1984年3月13日，对策研究小组向中央领导人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对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同传统产业的关系、关于跳跃阶段和缩短差距的问题、关于改革问题、怎样起步以及后续行动等问题作了汇报。3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马洪的《抓住机会，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重要讲话。
1984年3月24日至30日，为了进一步讨论上述对策，第二次对策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有关省市的领导、专家、学者270多人参加讨论。[39]相比北京组第一次对策讨论会，本次讨论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会议任务由务虚转向务实，要求对综合对策和八个分对策提出的问题都要充分讨论，落到实处。（2）参会人员受众面进一步拓宽。以武汉市为例，1983年12月，武汉市政府对这一动向毫不知情，其办公厅处长金端峰到上海取经时才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向市委、市政府做了汇报。1984年3月20日，武汉市接到国家科委同有关单位联合下发的通知：将于近期召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第二次讨论会”。随通知还发来了准备在会议上讨论的7个新技术革命对策建议稿。[40]（3）与会代表对科技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如何相互促进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涵盖了体制改革、国民教育、引进人才、建立智密区等诸多领域。（4）相比第一次对策讨论严格保密，第二次讨论会已经开始逐步走向公开[41]，并形成了官方主导讨论与民间自发研讨协同推进的局面。
1984年3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各部委负责人70余人听取对策小组汇报。1984年5月20日，经国务院同意，《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连同八个附件即《关于传统工业技术进步的对策》《关于加速发展微电子和计算机产业的对策》《关于加速建设和发展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对策》《关于加速光导纤维通信技术发展的对策》《关于发展新材料技术的对策》《关于发展航天技术产业的对策》《关于发展生物技术的对策》《关于发展机械电子技术的对策》，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汇报提纲》共分四部分，在第一部分着重对世界新产业革命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和对我国现有国情进行具体剖析的基础上，第二部分首先提出了对策的总目标是“促进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任务，并为四个现代化的高度发展奠定基础”，并从九个方面阐述了对策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指出了技术发展的五个重点方向：第一，利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成果，加速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第二，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列为经济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第三，重点是抓信息材料、能源材料和特殊条件下使用的结构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第四，积极发展航天技术、核技术和海洋工程；第五，逐步建立起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生物技术新产业。最后第四部分提出了制定技术和经济密切结合的专项规划、试行管理体制改革、试办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密集的小经济区、实行扶持发展的经济政策、允许集体和个体经营新兴产业、持续研究对策等十项必要政策与措施。[42]国务院关于印发《汇报提纲》的通知还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高度的热情，跟踪、了解、研究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绝不能对世界上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变化闭目塞听。”[43]至此，国家政府层面主导的对策研究告一段落。这次对策讨论对于我国随后出台的一系列科技战略政策，包括一些具体的规划如《十五年（1986—2000年）科技规划》《“七五”科技发展计划》都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官方与学界的共同推进与波及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自1984年初，在中央领导的积极倡导与带动下，各地区、各部门政府开始结合自身情况就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展开一系列的官方对策研讨。各学术团体和行业协会也开始利用各种集会、专题研讨会、讲习班、座谈会等形式参与讨论如何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
1984年3月10日，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对干部进行新技术革命知识教育的指示精神，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六个单位联合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举办了“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时任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主持开学典礼，做了动员性的讲话。整个讲座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从1984年3月10日开始到5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从1984年8月2日开始到1984年10月5日结束。在两个阶段的讲座中，20名专家学者联系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国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世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背景、特征、影响和发展趋势；介绍了当今世界若干新学科、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概况和基本知识，分析了我国可能采取的对策。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二千多名司局长以上干部参加了主课堂的听课（包括部长级干部一百多人）。全国大约有一百万名干部听了或看了这个讲座的录音、录像。[44]为了使讲座内容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两个阶段的讲座讲稿经整理后分上下两册，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142万册的发行量进入了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之列。同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对策、把握时机迎头赶上振兴经济繁荣社会》的文章，把全国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进一步推向高潮。
随着讲座内容的广泛传播以及各级政府层面倡导的宣讲活动的开展，一些最初只在领导干部层和专家中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形成了大众广泛参与的全国性对策大讨论。具体而言：其一是尽管官方主导在“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整个“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的进程则是由官方和学术界协同推进的，知识精英的广泛参与使得对策研讨由最初的技术层面迅速向纵深方向发展，延伸至各个层面的思考。不少专家学者纷纷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法学等角度切入，对于此次新技术革命可能引发的社会变革与人类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其二是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经济日报》等从传播党中央指示精神的高度发表了大量关于介绍世界新产业革命浪潮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文章和报道。不少行业和地方媒体还结合本行业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在报纸上开辟专栏，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讨论。例如，中共武汉市委的机关报《长江日报》曾于1984年10月开辟“关于试办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区”的专栏进行讨论。其三是全国各大出版社自1984年到1988年翻译出版了160余册[45]富有影响的世界新产业革命相关专著。这些专著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一些出版社在此期间集中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国外关于世界新产业革命相关著作，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后工业社会》《未来的冲击》等等。第二类是各相关研究机构在广泛研究世界新产业革命及国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批较具参考价值与学术价值的资料，如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办公室的《技术经济参考资料》、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的《科学技术参考资料快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新技术革命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等。第三类是不少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一批当时学者研究新产业革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学术专著，如《新技术革命与管理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与经济科学》《新技术革命与军事通讯》《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大西北开发》等。第四类是一些出版社应广大读者要求出版了一些通俗易懂介绍世界新技术革命的科普类读物，如科学出版社的《新技术革命丛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浅说》、科学普及出版社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小辞典》等。其四是全国各学术期刊结合学术界开展的新技术革命对策研讨从1984年至1988年累计发表文章达到1380余篇[46]，其中《科学·经济·社会》《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未来与发展》《世界经济文汇》《社会科学》等期刊均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学术文章。这些都为当时社会各界了解世界新产业革命情况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浪潮》在被规定为领导干部必读书目之后，其发行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很快达到数百万册。不少人在后期回忆时曾讲道很多当今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头人，当年都受过托夫勒书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自中共高层发起组织，初期具有明显的官方运作和强力主导，后期逐渐形成了自觉主导与自发势力、官方与民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推进的发展态势，由此新技术革命相关思潮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传播。相较于官方高层主导的对策研讨而言，全国范围内的对策研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1）就对策讨论的主体看，从各级领导干部到专家学者、从青年学生到生产第一线人员都广泛而热烈地参与了这次讨论。虽然讨论的主题是针对新技术革命，但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表现出了空前的参与度，不少学者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等角度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2）从对策研讨形式看，涵盖了集会、专题研讨会、讲习班、座谈会、出版刊物、宣讲团以及邀请国外有关专家作报告等多种形式。在此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由中国科协倡导、组织的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他们曾深入到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十几个省市区向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讲授新技术革命知识，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47]（3）从对策讨论的领域来看，高层主导的对策研究通常只涉及了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领域和关键行业，而全国范围内的对策研讨几乎涉及了工业、情报、教育、医药等各行各业事业的发展，甚至不少学者对劳动力就业问题、领导者的工作方式等问题也进行了具体的探讨。通过这次“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深刻地认识到世界上正在兴起的这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四、结语
“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在中共高层的组织和号召下开展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对策大讨论。其演进历程具有从官方主导到官方与学界协同推进再到大众广泛参与逐步波及的特征，并于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达到了高潮。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开始了与世界经济接轨、融合、同步发展的进程。在改革开放的起步上，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为后续改革进程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第一，“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应对世界新产业革命的挑战的起点。此后30年来密切关注世界产业革命发展动态，准确研判世界科技经济大势成为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主题。特别是在两次讨论会上与会人员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高新科技及其产业在我国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极大增强了中国政府和科技界对高新技术研发的重视和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认识。虽然，现在不少人在反思这次对策讨论中提到：由于在当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发动科学界、学术界进行深入地讨论，使得我们对于当时世界高新科技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估计不足。但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央对于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应对还是非常准确与敏锐的。[48]时隔两年的1986年，由四位科学家提出的“863”计划之所以在短短几天内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迅速批示，正是因为中央领导人自新技术革命对策讨论后一直持续关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的发展动向，并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49]。
第二，“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使得中国政府进一步从国家战略角度深入探讨科技、经济、社会的三者关系，并再次确立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振兴中的战略地位。虽然时任国家领导人在1982年10月已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重要认识，但在当时社会各界对此还有不少质疑[50]。经过一系列讨论，与会专家已深刻认识到：“现代技术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促使一些发达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生产组织与社会结构的显著变革。”历时半年的对策讨论深入地从科技、经济、社会三者协调研究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制定技术、经济与社会密切结合的规划，为“面向、依靠”方针进一步转化为中央决策层的共识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起了很好的支持作用[51]。此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虽然历经多次调整，但是一以贯之的灵魂便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第三，“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国家政府层面在研究如何促进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时，较为集中深入地探讨体制改革问题的重要会议。虽然在此之前，政府与学术界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旧体制的弊端，并在不同范围内进行讨论，但是在国家政府高层组织的会议中进行系统探讨尚属首次。《汇报提纲》在对策的基本内容中指出：“加快新兴产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并在特殊政策中明确提出了“试行管理体制改革”、“试办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密集的小经济区”、“允许集体和个体经营新兴产业”、“为新兴产业建立专门的投资公司，向地方企业和个人发行股票”等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虽然没有深入到具体执行层面，但是为后续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凝聚共识的作用。另外，1984年全国改革舆论逐渐高涨和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中对于商品经济问题的重要突破，也与这场讨论有一定的关系。
第四，“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在中共高层倡导和推动下，最初旨在研究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对策，后期在演进过程中事实上开启了社会各界全面了解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态势及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这对于刚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意义重大。80年代的中国，国门初开，对加速发展的期待和“文革十年”的反思都使得“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在中共高层的推动下迅速成为免受意识形态干扰冲破长期以来思想禁锢的一个突破口。当时国人知识框架中没有的词汇，如“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信息技术”等迅速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词汇，给大家带来观念上的巨大冲击。[52]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为先导。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说：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转变在于思想意识。此次大讨论实际上是中国捕捉住了迎接世界新产业革命挑战的机会，让社会各界在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睁眼看世界”，[53]这就为后续改革开放的推进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
（作者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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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最初被称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对我们的挑战和对策研究”，后期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纷争转变为提法更加中性的“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虽然新技术革命的提法本身会限制讨论的展开，但从事实上来看，不少与会人员在讨论中已涵盖了新产业革命的对策研究。来自作者对时任国家科委委员、“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对我们的挑战和对策研究”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吴明瑜的访谈，2017年9月21日。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3]作者对时任国家科委委员、“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对我们的挑战和对策研究”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吴明瑜的访谈，2017年9月21日。
[4]据沈昌文回忆：“《第三次浪潮》是韩素音女士推荐的。当时跟我们关系挺好，是冯亦代先生介绍的。一次韩素音回国一起吃饭，席间谈起有这本书。当时《第三次浪潮》在美国出版不久，正掀起一个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热潮。随后韩素音给沈昌文寄来了这本畅销书，我们先在《读书》杂志上翻译登载了部分章节。当时中国没有加入版权公约，直接拿来就翻译出版了。托夫勒提的问题非常新，我们又是最早得到消息。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见《第三次浪潮》，《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21日。
[5]未来学会：《托夫勒应邀来访》，《未来与发展》1983年第1期。
[6]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情报的记忆：纪念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创立五十周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7]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1982年发表了他的新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ing Our Lives）。作者从十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蜕变之中，目前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夹缝时期，正在进行无情的结构调整。作者认为，美国最根本的变化是美国社会已变成“信息社会”。在这个根本变化的影响下，美国的基础工业、美国各地区的发展前景以及贸易的前景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将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政治态度。作者把美国今后十年看成关键性的变革和过渡时期，要求人们作好思想准备，迎接未来的全面信息时代。
[8]李琴：《李琴：启蒙中国新技术革命》，《经济参考报》2011年7月1日。
[9]陆亨俊晚年回忆“我看了半个多月台湾《经济日报》的连载后，感到还是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不过翻译得不好，文字很别扭，但又没有原文可以核校，而且台湾把‘信息’都译成‘资讯’。所以我决定取其要点加以改写成《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见李琴：《李琴：启蒙中国新技术革命》，《经济参考报》2011年7月1日。
[10]10月4日，《经济参考报》刊登了自行翻译的《大趋势》一书的《结论》上篇——《一个奇妙的时代》。当日下午，陆亨俊接到从新华社社长室转过来的索书电话。电话是从陈云同志办公室打来的。见李琴：《李琴：启蒙中国新技术革命》，《经济参考报》2011年7月1日。
[11]李琴：《李琴：启蒙中国新技术革命》，《经济参考报》2011年7月1日。
[12]《第三次浪潮》1980年在美国出版，1983年3月在中国出版。《大趋势》1982年在美国出版，1984年在中国出版。
[13]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309页。
[14]马洪、朱丽兰：《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科技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年版。
[15]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页。
[16]1982年10月5日，时任科委主任方毅在全国中小城市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这个方针不仅是指导我国科技事业正确发展的方针，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
[17]宋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技视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18]本来当时国内已经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了。但并没有引起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重视，他本人重视技术，对科学不太了解。但是看了这些材料以后，对他有很大的触动。这是1983年夏天的情况。参见吴明瑜口述、杨小林整理：《科学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页。
[19]据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回忆：“就是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前夕”，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中南海召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三委，再加上社科院、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了一个会议。事先把他的一些想法告诉了当时社科院院长马洪。那时候我在国家科委，他也让他的秘书把材料给我看了。为什么要请社科院呢，因为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观点。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社科院的马洪，还有经济学家浦山。国防科工委是聂总的女儿聂力参加，她当时在科工委担任科技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委是我和林自新参加。计委当时参加会议的是甘子玉，后来实际工作中换了张寿，从交通大学调来的，是计委副主任。经委是副主任朱镕基。总共大概有20多人，这么一个规模不太大的会议。”见吴明瑜口述、杨小林整理：《科学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页。
[20]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1]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22]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
[23]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24]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25]陈慎明主编：《新技术革命词语汇释》，气象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26]胡耀邦当时准备到日本访问，所以一直没有看这个材料，11月18号，他临走之前清理文件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讲话，读后很兴奋，立即在上面批了一段话。参见吴明瑜口述、杨小林整理：《科学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页。
[27]《人民日报》1984年6月25日。
[28]马洪：《抓住机会，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上），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29]《解放日报》1983年11月15日。
[30]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纷争，讨论由最初的“新产业革命对策大讨论”转变为提法更加中性的“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参见吴明瑜：《新技术革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2013年12月20日），在“迎接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3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
[31]《“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议简报》第1期，1983年11月24日，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题档案资料。
[32]马洪在开幕式中发言：“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展开争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但不对外在报刊上不作报道，经济对错，如果对外报道，我们还没有研究好人家，就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议简报》第1期，1983年11月24日，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题档案资料。
[33]《“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议简报》第1期，1983年11月24日，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题档案资料。
[34]《“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结束时发言》，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题档案资料。
[35]冯之浚：《新技术革命与上海对策研究的初探》，《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上），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
[36]《图书馆》1984年第3期。
[37]《经济工作通讯》1984年第1期。
[38]《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上），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39]《“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议简报》第1期，1983年11月24日，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题档案资料。
[40]水世闿：《东湖开发区的筹建过程》，《武汉文史资料》2014年第5期。
[41]随着讨论的推进和共识的形成，中共领导层开始将原本仅限于内部讨论的对策研究逐步转变为向全社会公开。来自作者对时任国家科委委员、“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对我们的挑战和对策研究”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吴明瑜的访谈，2017年9月21日。
[42]《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题档案资料。
[43]《国务院关于印发〈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的通知》，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题档案资料。
[44]张敏求：《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结束》，《人民日报》1984年10月6日。
[45]根据从1984年到1988年间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数据库检索结果。
[46]根据从1983年到1988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结果。
[47]卢继传：《“智囊团”慷慨解“囊”、“决策人”虚心求“策”，中国科协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讲课深受各地领导干部欢迎》，1985年4月19日。
[48]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张景安曾评论道：“现在看来，由于中国当时就做了战略部署，我们没有落后。抓住新技术革命，我们大大地发展了中国的新技术，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大大缩短。”周熙檀、傅利：《解密中国高新区》，《科学时报》2011年7月25日。
[49]作者对时任国家科委委员、“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对我们的挑战和对策研究”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吴明瑜的访谈，2017年9月21日。
[50]对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回忆和总结道：“科技体制改革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当时很多人尚不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对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存有疑虑。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属于哲学，高于政治、经济、文化，怎么能‘必须面向经济’？同时，经济工作战线上的很多同志也对科技如何进入经济不甚了了。”见胡菊芹、仇方迎 ：《宋健： 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之路》，《科技日报》2009 年8 月21 日。
[51]作者对时任国家科委委员、“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对我们的挑战和对策研究”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吴明瑜的访谈，2017年9月21日。
[52]樊洪业曾评述到：“这几个字是我们原来的知识框架中没有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成为一时的流行用语。《应该记下这段被消解和掩蔽的历史》（2013年12月20日），在“迎接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3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
[53]方新：《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一场睁眼看世界的思想解放运动》（2013年12月20日），在“迎接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3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