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发展任务，他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坚持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起着根底里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党和人民的文化自信？一般地讲，当一个行为主体，如个人或组织，实事求是地认定自身拥有的文化能够保障实现其预定目标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文化自信。

　　一、概念界定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基于对自身文化历史有清醒认知、对自身文化价值有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未来有坚定信念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稳定的文化心理状态[2]。从国家和社会等宏观层面来看，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无论是在历史纵向的历时比较中还是在地域横向的共时比较中，都能正确看待自身文化，清楚自身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并对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就个体微观层面来看，则表现为个人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积极心态。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命题并将其突显出来，无疑是因为文化自信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文化自信本身来看，其相较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特殊的地位，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能够为它们提供坚实基础、深沉动力和强劲支撑。尤其要认识到，文化自信重要，本质上是因为文化重要。文化具有反映力、教化力、引导力、感染力、凝聚力、鼓动力、创造力、亲和力、调节力、净化力、传播力、生产力、战斗力、推动力等诸多功能[3]。作为民族精神力量和国家软实力的源泉，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而影响深刻久远的。

　　树立文化自信，根本上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4]。在这样的理论指导和思维框架下，我们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党我国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积极深入的研读，形成理性和清晰的认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以儒道互补为主体框架，并与其他学说相融通，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首先向欧洲听众介绍说：“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5]总书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高度凝练，将其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6]。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外，笔者认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广义上的红色文化。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创新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狭义的红色文化则往往专指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由党、军队和人民共同创造的革命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语言环境来选择采取广义或狭义的红色文化作论述或研究。本文的分析和论述在广义的红色文化语境中展开，其上限可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后，其下限应该展望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重大脉络，一是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祖先前辈留下的有益文化；另一部分是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和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此两者统称为广义上的红色文化，时间跨度自20世纪初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问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是什么关系？文化自信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红色文化？树立和坚定文化自信必须避免哪些错误倾向？

　　二、秉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文化观，反对将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割裂的文化二元论

　　在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倾向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视为彼此孤立的两个部分，甚或将其置于非此即彼的境地。至多，谈及两者的互相借鉴。

　　我们认为，这种文化的二元论观点是不可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并非彼此孤立的二元存在，而是统一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多次在讲话中用“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等概念来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突出强调“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红色基因到底是什么？

　　“文化基因”是指可以被复制的鲜活的文化传统和可能复活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因子，是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纽带[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不是外在割裂的，就在于，在中华大地上，更早产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一直蕴含着红色文化基因。

　　这种红色文化基因整体上体现为一种天下为公的思想。天下为公是中国思想文化中一直存在的主流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蕴含的前提就是“天下为公”，历代农民起义指导思想的“等贵贱，均贫富”也是以“天下为公”为口号和要旨的。毛泽东指出：“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8]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梳理社会主义思想史十分重要。如果把中华典籍《礼记·礼运》篇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标志，那么以此为基点，以“天下为公”为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就有两千多年了[9]。纵然，社会主义在开始产生的时候，不可避免带有空想、原始的特点。但，或可引发我们的认识，即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外来的[10]。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基因，也就是红色基因。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论断，“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其理念精华就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红色理论传入中华大地之后，中华文化中所内生着的红色基因获得激发和升华，重新获得强劲的生命力。中国红色文化就是一种跟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红色政权密切联系的、积极进步的文化，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由马克思主义激发、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内核和信仰根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红色基因使得中华民族理想远大，志存高远；红色基因使得中国民众忠诚爱国，矢志不渝；红色基因使得每个中国人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红色基因使得中华儿女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在旧社会，红色基因是“天下为公”生生不息的追寻探索；在革命时期，红色基因是“鲜血”和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基因是“汗水”和奋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红色基因是“坚守、忠诚、担当、干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样严谨的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即，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的红色文化，都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他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始至终具有独特的中华民族形式。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从亮相的那天开始便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文化渊源和根基。正是具有红色基因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追求中创造的、蕴藏丰富思想资源、包含优秀传统美德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文化源泉。

　　总之，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割裂开来的文化观，都是错误的。要真正确立文化自信，就必须走出西方中心论，立足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探查甚至重写社会主义思想史。

　　三、文化自信来源于被激发了红色基因的、囊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避免传统文化至上论

　　许久以来，文化自信成为热点名词之后，尤其在民间，一谈及文化自信，必是拿出传统文化。一时之间，大街小巷，国学热、蒙学馆层出不穷。仿佛一说文化自信，就必得仰仗进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找依规、找凭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确孕育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有“精忠报国”、“杀身成仁”的爱国情怀，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有“居之无倦”、“夙夜在公”的敬业原则，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卓越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特个性，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力支撑。

　　但是仅仅仰仗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自信不可行。殊不知，曾经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转折和民族危机的关头，并未坚挺文化自信，反倒陷入文化危机境地而无力摆脱。

　　文化危机的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丧失文化自信的表现之一是文化自负。过高的估计封建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屏蔽和拒绝西方先进科技的学习。俗语说得好，一个人缺什么就说什么。越是缺乏文化自信，就越故意展现自信的样子，以自负的面貌出现。根底里，这种自负恰恰是一种不自信、没底气。

　　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其内在矛盾运动与外在诸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华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与脉络，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而不断有新元素的生成、转化和部分内容消逝的演进过程。审视其发展进程，外在文化资源的引入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正是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或冲击或消解或弥补中华文化的内在缺陷与短板，才使中华文化能够在震荡中前行和彰显优势。可是，当中华文化发展的某些片段或某些时期在外来文化的比较和冲击中由于短板居于劣势而出现不自信的时候，就像一个蜗牛只能用硬硬的壳把自己包裹起来，选择性屏蔽外部接触和交流，使自己落后于时代。

　　丧失文化自信的表现之二是文化自卑。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又展现出不忍直视的文化自卑。一时之间，中华民族就成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关键时刻，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也被人抛之脑后了。

　　针对这种文化自卑，有识之士仍能够看到中华优秀文化内在蕴含的力量而不致失去信心，并给予我们警醒和点拨。1934年，鲁迅先生针对中国人失掉文化自信力，庄严写下一段话：“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纵然蕴含红色文化良好基因，但因为缺乏一种恰当的、同气相求的外在力量激发，仅仅的中华传统文化未能挺起脊梁、重拾自信。

　　1949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2]可见，优秀的、蕴含红色基因的中华文化，一旦被与民众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所激发，就使得中国人挺直脊梁，展现新颜。“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3]这时候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既不是单纯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单纯的、外来的、以红色革命文化面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而是被马克思主义激发了红色基因的、主要以中国共产党引领的中华文化，也是一种以中国面貌出现的红色中国文化，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正是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文化，党和人民攻坚克难，先后打赢了几场硬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目前已经以昂扬的姿态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

　　这种红色中国文化，在今天最科学、严谨的表述，就是“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4]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15]

　　一言以蔽之，当具有红色基因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具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相遇，立时赋予了中华民族无坚不摧的民族精神。

　　四、“抹黑先烈、诋毁英雄”歪风邪气极大消解文化自信，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文化自信树立和坚守的前提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相对于非理性、盲目、情绪化等文化认知状态而言的一种理性文化认知，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6]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宣告：“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7]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表明党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对文化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如此重要的党代会上庄严宣告既不 “文化复旧”，也不“全盘西化”。基于文化自觉上的文化理性认知使我们认识到，任何形式的“以儒代马”、“全盘西化”、“普世价值”等理论都是有害的。其中，尤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危害为甚。

　　一段时期以来，有人借助我国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频繁发出与主流价值观极不和谐的声音。个别人下足了“解密”功夫、炮制出了一系列“翻案”文章，释放出诸如“邱少云在烈火中一动不动违反生理学”、“黄继光的胸膛怎么可能挡住机枪的疯狂扫射”、“狼牙山五壮士欺压村民”、“刘胡兰被乡亲铡死”之类谣言。这些人及其追随者把解构先烈当时髦，以调侃英雄为能事，这样的歪风邪气就是精神世界的雾霾，挑战人们正义良知的底线，冲击社会价值判断的能力，扰乱世人对历史的正确认知。一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和网络大V在网上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生命可贵，少些歌颂，少些榜样，拒绝接受这些英雄符号是时代进步”。时至今日，在很多场合，“见义勇为”不但在“时代进步”中被“见义智为”比下去，少年英雄赖宁更是被边缘化甚至一度成了“不理智”的反面教材！

　　欲灭其国，先毁其史。这是从古至今的规律。敌对势力恶搞英雄的企图是颠覆我们的理想信仰，让党和人民与历史切割，他们集中攻击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目的就是通过否定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来否定中国历史。他们希望社会大众放弃思想和精神的最后防线、放弃我们对领袖和英雄的敬仰，瓦解我们的民族凝聚力，走上“去英雄化”的不归路，并最终放弃我们曾经坚守的信仰。

　　当老人倒地没人敢扶时，当孩子被撞无人相救时，……才想起谴责国人冷漠、自私、蛮横？崇敬英雄是人类情感共鸣。树立英雄形象和道德楷模，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构筑正确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一个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很容易陷入浮躁，价值观和方向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迷失。敌对势力乘虚而入，掀起丑化领袖、颠覆英雄、消解崇高、解构历史的黑风浊浪，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人民的政权。

　　任何一个有希望的民族都会无比珍爱自己的英雄和领袖人物。它彰显的是一个民族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号召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沿着英雄的足迹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18]他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作出指示时明确提出“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19]的文艺工作发展要求，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引领着文艺工作发展航向。《战狼》《红海行动》等一系列影视作品受到各个群体、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群众广泛热议口耳相传就是例证。可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对我们的英雄心存一份敬重，这是不可触碰的道德底线，它彰显的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尊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是一体相承的，顺着这条脉络形成和延展着新的文化传统。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体现了尊重前人创造的基本态度和不断推陈出新的鲜明特征，三者紧密联系、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文化纽带。

　　五、结语

　　一个民族，只有在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在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就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灵魂。红色，象征光明，凝聚力量，引领未来。红色中国文化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不断激发中华民族红色精神、上至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至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乃至新时期的大庆精神、抗洪精神，是中国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乃至民族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并不断与时代特征结合而丰富发展。

　　继承和弘扬红色中国文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0]，必须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1]。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应该而且必须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作者为河北省唐山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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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秦志龙、王岩：《论坚定文化自信的三个基本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

　　[3]徐光春：《文化的力量》，《文化软实力》2016年第1期。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5]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

　　[6]陆卫明、孙喜红：《论习近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阐析》，《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7]赵传海：《论文化基因及其社会功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8]《毛泽东年谱（1949—197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7—548页。

　　[9]刘德中：《天下为公：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基因》，《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10]刘德中：《天下为公：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基因》，《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6]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8]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4日。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