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工作，集中全国力量共同攻坚。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在一系列调研考察后，总书记在2015年6月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既定目标，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锐减到2016年末的4335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2]

　　“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推进整体脱贫目标完成的重要保障。为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落实，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于2月21日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3月8日上午在人大会议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以及3月31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2016年省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时，发表一系列讲话，强调要确保如期实现脱贫目标，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新一轮脱贫攻坚战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脱贫摘帽冲刺期，需要重视扶贫工作中文化的作用，强化文化扶贫。

　　目前的扶贫工作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建立起扶贫资源动员机制，发挥出政府、市场、社会各自的优势，措施主要采取了易地搬迁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扶贫行动。2016年是扶贫攻坚首战之年，国家加大政策性补助，全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超过1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为664亿元，比2015年增长约43.4% ，而“十二五”期间是1898.4亿元；省级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长50%以上。[3]金融扶贫方面，到2016年底，全国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2833亿元，贫困户获贷率由2014年的2%提高到2016年底的26.7%，支持了801万贫困户。[4]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达249万；纳入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400多万，占到了贫困人口的8%左右；已核准的553万因病致贫返贫户、734万贫困人口，按照大病、慢性病等分类施策，有些地方普通门诊慢性病医疗费报销比例可达到80%以上，重大慢性病医疗费报销比例可达到95%以上[5]。包括上述情况在内的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2000 多万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在光照条件较好的地方，帮助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包括残疾人）进行光伏扶贫，每年每户增加收入3000元以上。产业扶贫方面，主要引进公司发展特色产业，为贫困人口增收发挥了作用。

　　央企积极参加扶贫开发工作。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除结对帮扶24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外，还结对帮扶了1034个地方党委政府安排的定点扶贫县（乡、村）。2016年中央企业投入扶贫资金27.18亿元，比2015年资金投入量翻了一番多，实施各类扶贫项目1984个，援建学校74所、医院（卫生所）57所，资助贫困生28614人，举办各类培训班484期，吸收当地就业6788人。央企派出的挂职扶贫干部达到868名，选派驻村书记316名。201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已有51家中央企业参与基金首期出资，募集资金122.03亿元并实缴到位[6]，投放于特困地区。

　　社会力量参与扶贫。马云的农村淘宝“千县万村”计划，是3年花100亿元，在农村建立了1000个县级农村淘宝中心和10万个村级农村淘宝服务站。万达推出贵州丹寨精准扶贫模式：捐建一所丹寨职业技术学院，出资6亿元捐建一座旅游小镇，出资5亿元成立丹寨扶贫专项基金，依靠当地的生态资源，打造生态茶园。万达集团将在丹寨建设万吨规模的硒锌茶叶加工厂，对全县农户种植的硒锌茶叶订单收购，提高农民收益。万达在丹寨采取扶贫产业、教育、基金并举，短期、中期、长远兼顾，对症下药，预计所有项目2017年投入运营后，将使丹寨县整体经济发生较大改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摆脱贫困奠定基础。这类企业起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精准扶贫，应建构在能保障持久脱贫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2017年脱贫攻坚工作主要目标任务，是在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教育卫生扶贫、贫困村集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这是建构保障持久脱贫的社会基础。经济贫困往往伴随着精神贫困、文化贫困的发生，文化扶贫必须要高度重视。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专门谈到要“正确认识脱贫致富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关系”。他认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因此，要把“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一项战略目标予以重视。”[7]2015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文化对脱贫非常关键。近期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加大文化扶贫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推动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快速发展，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水平，到2020年，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文化发展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确保贫困地区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8]

　　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因地制宜，扶人扶志，提振精神；保障贫困地区人们文化权益，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展与文化相关的新产业新业态；扶贫扶智，提高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化素质。当前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与文化相关的新产业新业态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新动能，文化扶贫能够助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是扶志以自强。扶贫工作运行机制是政府领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在脱贫攻坚战中，许多贫困群众尝到了勤劳脱贫的甜头，走上了脱贫奔小康之路，但也有些贫困村、贫困户不思进取，缺乏一种脱贫致富的勇气，认为各级党委政府立下了军令状，扶贫干部比贫困群众着急，安于守贫，成天想到的，不是向上伸手，就是怨天尤人，“等、靠、要”依赖思想严重。目前，“精神贫困”是扶贫攻坚的最大敌人，没有自强的志气。如果“等、靠、要”思想不破除，不彻底拔掉思想上的“穷根”，依靠内因起作用，即便依靠政府帮助如期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也可能会再度返贫，更难以从根本上脱贫奔小康，达到扶贫的真正目的。扶贫必须扶志。扶志就是扶思想、扶观念、扶精神、扶信心，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培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只有激发出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穷的土壤。贫困地区不少是革命老区，“老区革命精神是脱贫致富的强大精神支柱，我们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9]要继承老区革命传统，重振革命时期坚定信念、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图强拼搏，铲除滋生贫穷的思想土壤。

　　二是补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短板。长期以来，国家对文化的投入不足、欠账多。而尚待脱贫的人口大多数集中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山高路远，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很多是属于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欠账更多，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水平与贫困状况基本成正比，农牧民缺乏起码的文化生活，依旧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观念习俗滞后，一些地方封建迷信、宗教活动泛滥，出现偷盗、诈骗、赌博、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1993年12月，我国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开展文化扶贫工作，送文化下乡，大多只是一些社会文化福利活动。2011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下发《关于实施“文化扶贫工程”的意见》，要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大力进行文化知识普及、科学技术普及和思想道德教育；基本上完成县、乡、村、户四级文化网络的建设，充实、完善文化设施；扫除文盲，摆脱愚昧，普及义务教育；发展社会文化，为广大农民提供与小康物质生活相适应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培养健康的村风民俗，让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使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保障贫困人口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着力满足贫困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着力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主体责任，以县、乡、村三级为重点，促进文化资源更多向贫困地区倾斜，着力解决基层文化建设面临的难题。《方案》提出，2016年至2017年，利用两年时间，在国家级贫困县范围内的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的行政村建设2.2万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启动“中西部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建设项目，在中西部22个省份的839个贫困县，对乡镇文化站提升配置。加强统筹、对接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机构服务能力，加大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力度，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供需对接，“适销对路”，并积极探索“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现模式。2016年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计划到2020年，建立起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实现网络、信息、服务覆盖，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的贫困村。2016年农村宽带家庭普及率比城市低约40%，尚有约5万个行政村及大量自然村未通宽带，绝大部分在贫困地区。因此，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仍然是一场硬仗，需要因地制宜细化工作，精准加力帮扶，建立与贫困县结对帮扶工作长效机制，以改善文化民生，尽快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扶贫，丰富有效文化供给，使贫困地区群众早日享受公共文化，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制定村规民约，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改良贫困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

　　三是以文化为先导，建构、发展贫困地区新产业新业态。贫困地区大多囿于自然环境不利于传统的一产、二产发展，但其原生态资源、传统村落、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农副产品、传统饮食文化和手工技艺等保存得较好，“养在深闺人不识”，是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资源，从而变发展劣势为发展优势。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文化扶贫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农村电商与旅游是正在探索发展的扶贫产业。自李克强总理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国家战略构想，被视为“喧嚣互联网的沉默之地”的中西部农村，电商在发展。据2月底公布的数据，全国428个贫困县开展电商扶贫试点，261个贫困县列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旅游扶贫覆盖到2.26万个贫困村。[10]江西赣南是全国革命老区扶贫攻坚示范区，2016年11月，全国网络扶贫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宁都县召开，宣布国家贫困县名优特产网络博览会平台成立，京东、阿里、腾讯、百度、去哪儿等网信企业与赣州市、吉安市、宁都县等18个市区县签署了结对帮扶协议。甘肃陇南市在贫困村开办网店800多家，带动贫困户15万余人，销售总额达到3.2亿元，提供就业岗位5.7万个。[11]

　　赣州建设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加强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革命旧居旧址保护和修缮力度，推动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创造旅游品牌，瑞金已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5年、2016年旅游业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接待游客分别为4801.24万人次、6741.52万人次，同比增长37.07%、40.41%，旅游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32%、49.03%，已占GDP总量的1/5[12]，并扩大了贫困人口直接从业和间接从业人数，拓宽了增收渠道。在多山的贵州省，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已举办了两届，“户外运动”与“山地旅游”融合的模式，发挥了当地的气候、地貌、民族文化等资源优势，吸引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中国特有的山地文化。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群众创业兴业。“高台舞狮”是贵州仡佬族在春节或重大喜庆日助兴的传统习俗，成立演艺公司后，常年演出，成功完成非遗项目的市场转换，让一部分村民有稳定收入，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务川非遗类小微文化企业和个体户注册数量超过110家。[13]位于大别山腹地、“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革命老区岳西县，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优越的生态环境，提出发展全域旅游，打造旅游经济，在美丽乡村的选点及申报中，优先申报贫困村，优先治理，政府和合作社引导村民陆续开始开办农家乐和民宿。在各地实践的基础上，文化部提出加强文化科教扶贫兴边。在贫困地区推动开展科普宣传，推动“文创+科创+农创”模式，支持贫困地区群众利用文化科技创业致富，推动大数据、数字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在贫困地区文化机构的运用。文化部定点扶贫，支持山西省娄烦县、静乐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依托两地民俗资源开发，推动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助推两县经济社会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

　　利用文化资源，培育一批能带动群众长期稳定增收的优势特色文化产业，方兴未艾。

　　但文化在产业、创业中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目前，脱贫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工程，政策、资金、人力等多项投入力度之大堪称空前，作为脱贫支撑的产业扶贫，许多是采取公司流转贫困村的土地建基地，搞农业大棚、特色产业项目，贫困户以政府扶贫资金入股。因为有土地租金、打工工资、分红股金，算收入账，一些农民一年就能脱贫，但这种黏在产业链上的公司+农户，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市场有风险，脱贫具有不稳定性。“互联网+农村”模式下，一些贫困地区县村级电商服务网络初步形成，推销本地特色产品，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离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深度融合距离尚远。政策碎片化较为突出。公共文化服务、电子商务、科技、旅游、技术培训、非遗与传统村落保护、特色小镇培育等归口管理，不同部门的支持政策条件各异，各自为政，政策支持没有聚焦形成合力，存在低水平的重复支持与低效。文化本身与教育、科技、娱乐、旅游、体育等紧密相连，彼此渗透，是广义文化。我们需要将广义文化的相关政策彼此衔接，把各种措施和资源结合起来，推进产业深度融合，以产生强大的聚合效应，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大发展，使之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生力量。

　　推动贫困地区文物保护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扶贫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加大对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工作力度，引导地方政府做好村落业态发展。充分挖掘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内涵，利用革命历史文物资源优势，发挥其在红色旅游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健康发展，带动贫困地区稳步脱贫。

　　贫困地区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有可为。世界卫生组织预测，至2020年，医疗健康相关服务业将成为全球最大产业，观光休闲旅游相关服务则位于第二，两者结合将占全球GDP的22%。随着中国的消费结构升级，人们对自然生态、有机和个性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贫困地区宜依托地域特色的稀缺资源，结合国家扶贫措施进行顶层设计，建设“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绿色产业，以贫困人口可实施、能融入、有增收为前提，立足当地资源，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商则商、宜游则游，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随着扶贫工程推进，铁路扩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建设及能源保障能力提高，城乡路网联通升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并轨、标准统一，贫困户“改厨、改厕、改客房、整理院落”，人居环境改善，为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度假等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和小微企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条件。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民居富有文化底蕴，可以选取具有典型性、地方特色、正面文化价值的民俗文化类型，修缮民居，进行有效合理的开发，建设休闲旅游、民俗文化、美丽宜居的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发展以非遗为依托的小微文创企业，突出民俗文化的地域性和个性化特征，避免同质化和雷同性。这种维持着本地原住民生活自然状态的文化“活态”保护与开发，满足游客对异地淳朴乡村的向往和深度体验要求，并将“特色”加以保护、挖掘、传承和创新，也为贫困地区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出路，使它们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符合非遗保护“走进生活、活态活力”理念。如自然景观好、舒适宜人、中医药（包括藏药等）资源丰富的地区，还可以发展“文化+健康+旅游”模式，开发中医学观光、养生、体验等旅游产品，等等。具有核心竞争力又绿色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将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

　　四是扶智以自立。扶智是提高扶贫对象的思想文化素质，提升他们的脱贫技能，授人以渔。我国多数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返贫率畸高。这其中可归因于自然环境、历史遗留等因素，但各地教育水平低，贫困地区多数民众既不具备走出贫穷的工作技能，也缺乏利用市场脱贫致富的意识，贫困群众受教育层次低，思想观念落后，有的甚至还处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阶段，生产经营能力偏弱，是普遍现象。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发展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优化农村全产业链从业者结构，培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带头人；发展乡村旅游、健康养生、特色小镇和创意类小微企业，需要外援，也迫切需要贫困群众参与，培育具有新理念、同时懂得本地历史传统与民众情感的本土专业人才，促进外出的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才能使贫困地区有能力将政策和资金的输入转变为内生动力，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这是保障脱贫可持续性的治本之策。

　　“扶贫必扶智。”“扶智”首先要加强九年制义务教育，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基础教育，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要落实政府主体责任。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明确了教育扶贫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1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制定《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对片区内从出生开始到义务教育阶段结束的农村儿童的健康和教育实施全过程的保障和干预。与此同时，还需要强化因地制宜的专业职业培训，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显得更加迫切。职业教育对接产业、对接岗位的特点切合了贫困地区的发展需求：既为发展贫困地区产业培养技术工人、新型职业农民和其他相关人才，又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各类专项技能培训活动，还要为当地民众开阔视野、提升自我提供教育与培训服务。强化对接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培养针对不同培训群体设置不同的培训目标和课程体系。如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农业企业经营者、留守农民、转移农民应有不同的培训目标与课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程、“农业科技带头人工程”、“特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工程”等积极利用扶贫进程中的金融支持契机，推动社会资金进入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改革以往封闭、单一的政府投资方式，充分调动社会要素，发挥市场的作用，利用市场力量办学建立依托信息技术的“网上职业技术学校”，从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入手，注重信息、知识和技术等方面的输入，激发其用自己的双手摘掉贫困帽的信心和决心，并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事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协力完成扶贫攻坚的任务。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让年轻人返乡，待得住，能致富，有利于缓解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改善农村家庭结构，减少空心村，有利于修复农村社会结构，推动新农村建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

　　[1]《“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看望困难群众回访》，《人民日报》2013年1月1日。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光明日报》2017年2月23日；李慧、唐湘岳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一个人掉队——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成就掠影》，《光明日报》2017年5月18日。

　　[3]《2017年农村脱贫不可不知：实打实的钱和政策都要来了》，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6-12/22/c_129416139.htm。

　　[4]缪翼：《小康路上不落一人——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工作综述》，《农民日报》2017年5月18日。

　　[5]耿建扩：《河北310万贫困人口看病不再难》，《光明日报》2017年4月5日。

　　[6]《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7-05/16/content_5194411.htm。

　　[7]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8]《“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中国文化报》2017年6月8日。

　　[9]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10]耿兴敏：《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1240万实现脱贫》，中国女网，http://www.cnwomen.com.cn/news/2017-03/01/content_140765.htm。

　　[11]《2017年农村脱贫不可不知：实打实的钱和政策都要来了》，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6-12/22/c_129416139.htm。

　　[12]罗江丽：《赣州正向旅游目的地强势转变》，《赣州晚报》2016年1月29日；《2016年我市旅游总收入588亿元同比增长49%》，http://www.jxgztv.com/gzxwlb/2017-01/12/cms201322article.shtml。

　　[13]张玉玲：《扶贫，文化产业能做什么》，《光明日报》2017年3月31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