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都是与财富结构及其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突破了“贫困陷阱”和处于劣势地位（资本主义经济仍为主体和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恶性循环，成功地推进跨越发展而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中上等收入国家，来之不易。这一发展奇迹取得的原因在于，探索出促进共同富裕之路，形成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机制，与资本主义资本至上的政策，以及难以解决有增无减的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以及基于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探索形成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面对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资本市场中的钱生钱对劳动创造价值背离所导致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世界性难题，以及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应当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共同富裕，并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一、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统筹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第一条经验是，不能把促进共同富裕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割裂成不相关的两张皮，而是要把共同富裕，既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探索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和相互促进的实现路径。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能够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共同富裕，才能避免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资本拥有差异及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成为经济危机的内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经济危机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群众的贫困与供给的增加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矛盾，指出：“一切现实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制的消费，而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却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巨额资本拥有者不断扩大生产使供给增加，占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又不能有效提升，到供需失衡乃至生产严重过剩，就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这验证了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凯恩斯主义及其政策主张的实施，挽救了此次经济危机。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军工产品的大量需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按照美国利益制定的原则，所形成的旨在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使美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轨道上运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由于对金融资本运行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所致，实际上仍然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导致的资本拥有差异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还因为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资本拥有差异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形成被2011年占领华尔街者所称的99%与1%的社会结构。当代中国在赶超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虽有所波动，甚至有1958年“大跃进”导致大幅负增长的短暂困难，但没有发生较长时期才能恢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呈收敛态势，增长速度长时期平稳地保持在中高速及其之上运行，不仅没有发生经济危机，还克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更为严重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促进共同富裕的取向，构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激励机制，尽可能防止在改革中形成的资本拥有差异及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促进共同富裕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意义，也彰显了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经验之可贵。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共同富裕，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聚集力和动力。社会是否和谐稳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发展的前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秩序长期处于动荡状态，甚至战乱不断，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展开，也因缺乏稳定的预期，不利于外部与其开展交流合作，失去更多参与国际合作的发展机会。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高低，被公认为是反映社会能否和谐稳定的警示值。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在构建起人人能够成才和发展的公平社会制度下，促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种核心价值取向目标，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动力。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发表题为《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是共同富裕的进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13亿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2]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种凝聚力和动力机制是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探索形成的。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更是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所有制保障，由此才有了探索形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机制的可能。其中，尽管由于在一些认识上的狭隘和实践经验的缺乏，在分配上存在平均主义的问题，但作为主体地位的人民积极作为，为国家舍小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发展生产和改进技术等活动中，形成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才有了在受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情况下，原始资本积累只能依靠本国自身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不可回避的是，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尽管实现了跨越发展，但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亚洲四小龙，有在收入分配上因为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而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原因，但关键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加之过于乐观地追求目标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惠及最广大人民为目标，先期从增量改革探路，在改革中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和形成上下良性互动，探索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机制的实现机制。例如，率先成功突破的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农村改革，即是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尊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农民的选择。在国有企业则从实施国家与企业利润分成、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这些改革把发展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统一起来，有效地破解了生产经营中激励不充分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对微观经济组织实施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针对在提高效率的改革中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的问题，一方面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并带动就业等保障全国人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加，另一方面改善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收入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改善民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起，一方面，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补短板，进一步创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在反腐倡廉的同时，规范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职务消费和年薪，以扼制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简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础之上，初步探索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形式，这正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改革开放深受全国人民欢迎而顺利推进的原因。

　　二、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统筹国家、企业、个人等各主体的收益分配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第二条经验是，不能把促进共同富裕视为独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单纯的收入分配调节，就居民的收入调节论收入调节，而是以更宽广的全局视野和战略思维，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把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间的分配统筹起来。

　　这一重要经验是在推进赶超发展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处于农业社会，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远低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推进赶超发展，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为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并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由于弱势地位而受多种形式的掠夺。

　　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构建起公平的社会，并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的结构性优势，选择并顺利实施了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在实施“一五”时期156个工程项目和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等重大建设项目时，按照“先生产，后生活”的顺序推进项目建设，在产业部门剩余分配上，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支持等方式实现剩余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这被通俗称为农业养育工业政策。正是这一系列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才实现了国家的统筹积累，以此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体制机制，促进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工业化战略项目的顺利实施，从而把局部利益的增进建立在全局利益的增进之上，把短期利益的增进建立在长远利益的增进之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大仁政”与“小仁政”之争，涉及的即是这一问题）。全国人民对这样的政策给予了理解和极大的支持，共同缩衣节食过紧日子，艰苦创业。换言之，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是全国人民为国家富强这样一个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奋斗的结果，来之极为不易。这为国家和人民的发展赢得机会：世界离不开中国的趋势随之显现，世界之门向中国逐步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赢得这样的发展环境和机会，也是改革开放能够成功推进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一重要经验，由于生产力上升到较高台阶后，实施了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被屏蔽，甚至一些人认为这不是经验，而只是教训，这是没有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仅仅用改革开放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的分析逻辑。这是不需要再假设的，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采取类似中国的这些政策及保障其顺利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盘散沙，就没有把资源向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方向的建设项目进行集中配置，也没有能够摆脱在国际竞争中弱势地位的困境。在这样一个赶超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受落后挨打体验之深痛而赶超心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又难以避免对经济增长过高的冲动，因而在处理国民收入在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上，也产生国家积累偏多而民生改善相对滞后的问题；也由于要实施较多的国家积累，特别是在计划姓“社”的认识下，所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致使微观主体缺乏自主权及产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的问题。这些也是不能回避的教训。基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及在国际上的劣势地位，对两者进行权衡，前者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应然选择，后者是可以通过政策的完善加以减轻。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如此发展，反而由于实现赶超发展心切而使问题较为严重。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了较好解决。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基于当时中国大陆发展的艰难困境，对此作出了这样动情的评价：建设文明文化也是要死人的！尤其是要“超英赶美”搞建设；而不“超英赶美”，永远跟在英美之后吃英美屁，中华怎么振兴，怎么出头？所以，40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入天堂。中国过去40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3]

　　改革开放以来，仍然坚持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是与改革开放前有些不同的是，基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逐步改变高积累、低消费政策，也不再直接实施全面的经济建设计划项目，而是在市场机制下，通过税收等政策调节国家、企业、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并通过政府支持、计划（规划）、政策、法律等综合手段的引导，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保障就业及由此实现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

　　三、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基础之上，统筹先富与先富带后富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第三条经验是，统筹公平与效率，统筹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和先富带后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独立的工业体系已建立起来的背景，在坚持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同时，破解了改革开放前由于偏重公平而兼顾效率不够导致的平均主义的问题，由此也生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成为促进共同富裕新的经验。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生产力水平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从国际环境看，美国等先发国家在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而发生经济滞胀的情况下，过剩的资本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世界之门向中国敞开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在时间节点上的历史性相遇，也使中国可以获得充足的外资。

　　国内外因素的重大改变，一方面，国家有能力推进工业化发展，使实施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的紧迫性得以缓解，也就有了大幅增加居民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快速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压力极大地得到释放，保障国家工业化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顺利实施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也减弱，加之对计划和市场的性质、作用认识的改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搞活乃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水到渠成。由此，改革开放以来，对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新的探索，即在市场机制下，统筹公平与效率，探索两者统一的实现方式，改革开放前的近乎平均主义分配的政策体系被打破，调整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带后富。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实施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在国有企业实施的利润分成制、承包制等即是一种把公平和效率较好地统一起来的制度选择。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先富带后富的路径，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5]随着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解决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及时提到日程，世纪之交实施西部大开发后，又渐次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计划等。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把发展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有机统一起来，把共享发展成果的政策主张体现到由分配环节扩展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也就把公平与效率更好地统一起来，使促进共同富裕之路更为清晰，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基础之上，统筹推进所有制、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的完善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第四条经验是，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夯实促进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处理好劳动、资本等各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关系，并针对市场失灵，发挥政府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统筹推进所有制、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的完善。

　　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基于私有制的社会，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反而呈两极分化之势。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可称得上完善和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实行资本至上，实行资本联合而非人的联合，实行劳动雇佣制，公司的生产经营按股决策，即只有资本所有者才有决策权，公司收益按股分红，即剩余由资本分享，这种制度适应了工业革命起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资本积累快速增长的需要，成为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基础，但也导致了资本独享剩余索取权与劳动创造价值的矛盾，也是资本拥有差异和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根本原因。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石。马克思主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促进共同富裕之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基于生产资料公制的建立，实行按劳分配，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力成为被雇用的商品、剩余由资本分享而导致两极分化的问题。这其中中国也有极其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没有正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很落后而处于劣势地位，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处于发展期和强势地位，也忽视了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忽视了国内产业、城乡、区域等多种发展不均衡及其引发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条件下，探索形成了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下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提出过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思路，但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资本主义，而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短暂过渡政策。到1955 年 10 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明确表示要让资本主义绝种，从此，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思路被否定了。在改革进程中，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较低及存在产业、城乡、区域等多种不均衡的国情，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没有被“华盛顿共识”所迷惑而走向苏联的私有化之路，而是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所有制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才能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体现到政策的各个方面，也才能够在资本、劳动等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条件下，还能够保持按劳分配为主的政策取向，进而从长时段考察看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政策的改善。例如，区域间、城乡间、国有企业内部职工间等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历扩大后，近年已初步扼制差距扩大态势，有向缩小方向发展之趋势。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1978年的2.57，上升到最高的3.33（2007年和2009年），2010年开始下降，2016年已下降至2.7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如何夯实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这样一种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结构下，对于能否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促进共同富裕都是严峻挑战。鉴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允许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实行员工持股，旨在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为“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员工持股的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为“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在允许资本参与收入分配的政策体系中，坚持以上政策目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实行员工持股，实现民有其股[7]，可以把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所有制基础夯得更坚实，避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份额缩小和资本所得份额增加，而导致两极分化的问题，保障全国人民在持续提高收入的过程中，能够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中国还就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进行了独特有效的探索，不仅着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更重要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新的台阶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扶贫促进贫困人口发展，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民生改善，使人民都能够分享到发展的成果，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进而把共享发展的理念体现在政策的各个层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鲜明地将“促进共同富裕”明确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和作用之一，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体系。

　　

　　以上四条既是对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共同富裕内涵的厘清和丰富，从中可以领悟为什么要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促进共同富裕政策的启示。

　　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及所积累的经验，无疑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历史智慧。根据统计分析，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表象上是由于在经历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新台阶后，由于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成功转换，一方面由于工资提高后劳动成本低的优势丧失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一方面由于尖端技术研制方面的差距难以与富裕国家竞争，而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期。从内在原因分析，是由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后，各种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10个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中，贫富分化既是诸多矛盾的结果，也是诸多矛盾的原因。正如米兰·布拉姆巴特（2007年4月发布的其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半年报》的主要执笔人）所指出，高度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8]日本、韩国一方面成功地由“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重要原因是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于70年代推行“新村运动”，以此改善收入分配，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相反，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拉美国家，从80年代开始陷入持续时间较长的经济增长停滞期，尽管现今有所复苏，但仍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的致辞中坚定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9]面对世界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这一新的结构所引发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中国要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需要充分借鉴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并基于实践发展的新情况，践行好包括共享发展理念的五大发展理念，把收入分配的改善作为破解矛盾和风险日益增多的突破口，致力于保障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能够切实实现的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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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2]《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3版。

　　[3]颜元叔：《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台湾《海峡评论》1991年第2期。

　　[4]《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6]《2016年国民经济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1/t20170120_1455942.html。

　　[7]参见郑有贵：《夯实共享发展的基础》，《红旗文稿》2016年第5期。

　　[8]单羽青：《东亚下一轮挑战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4月6日，第2版。

　　[9]《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1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