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启了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道路上，积累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中，取得新认识，迈出新步伐。本文着重梳理和概括了习近平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演进中的观点。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新构想的提出和实施途径的初步谋划（2012年11月至2013年10月）

　　党的十八大，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新要求。这就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要在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基础上，加快实施“四个着力”、“五个更多”、“四化同步”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构想。[1]明确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对外开放要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新战略与新方针的确定，为全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根本遵循。会后，习近平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概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反复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处于危机后调整期的世界经济，有效经济结构和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全球性力量尚未形成。国内经济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通过数量扩张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受到限制，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中国社会经济面临很大转型压力。如何突破困境？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的讲话中明确两点：一是强调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强调“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2]12月31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事业。”“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核心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不合理干预过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2013年3月，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习近平在全会讲话中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实质是解决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哪些事应该由市场、社会、政府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干部政绩观与科学发展紧密相关。习近平要求：政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锐意进取，同时要保持工作稳定性和连续性。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要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全党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切实干出成效来。[4]

　　针对世界经济发展中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习近平在4月8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阐明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基本内容：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完善法律法规，为各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经营的法治环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等。[5]

　　在习近平的战略视野中，创新驱动是推动中国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另一大动力。9月30日，他在中关村科技园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题，举行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在学习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创新驱动大势所趋。“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6]

　　认清现状是拟订正确战略的基础。1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特点作出清晰概括：“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7]

　　二、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进创新驱动为抓手，部署“四化同步”进程中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党中央全面、系统、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行动纲领。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火车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习近平在全会讲话中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否定或弱化政府职能，而是要对政府职能作清晰界定。[8]《决定》中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中国的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习近平曾精辟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9]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决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接连召开中央经济、城镇化、农村工作会议及中央网络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习近平分别在会上讲话，为全党谋划将全会改革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中提出战略指导性意见。

　　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加复杂。为此，习近平在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把拉动增长的消费、投资、外需“三驾马车”掌控好。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开放的主动，赢得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主动。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在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讲话中，全面、精辟论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中国城镇化决不能走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要走新路，以“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10]

　　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习近平在10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牢牢抓住、紧紧抓好。”[11]要合理配置资源，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两权分置并行，“推动提高农业生产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充满持久的制度活力。”[12]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环节；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重大战略。

　　当今世界，网络信息跨国流动，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讲话中要求：“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程度又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更好惠及民生”。[13]

　　在“四化同步”发展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创新驱动具有关键性作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最终取决于科技创新。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要素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如果不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会重蹈历史上被动挨打的覆辙。习近平反复提醒全党增强忧患意识，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加强引导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落实。

　　5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期间，提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三项重要方针：第一，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第二，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第三，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14]

　　6月，习近平在两院大会讲话中提出指导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五个重大观点。一是明确创新驱动最根本的要求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创新道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二是明确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是当代科技发展历程、中国发展现状和战略目标决定的历史必然，势在必行。要抓住机遇，在世界科技赛场上，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三是明确科技成果只有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创新驱动发展，符合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四是明确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但改革中决不能丢掉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5]五是明确要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学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的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16]

　　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讲话中对创新驱动作出进一步谋划。在战略全局上，创新驱动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努力赶超，力争缩小关键领域差距，形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创新突破我国发展瓶颈制约。在战略实施上，要研究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战略清醒，避免盲目性，不能亦步亦趋；科技方面要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同时要处理好创新和就业的关系，把握好科技创新和稳定就业的平衡点。在队伍建设上，重点用好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三部分人。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上，抓好“三个分工”和“一个加强”，即：政府和市场分工，中央各部门功能性分工，中央和地方分工；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以“四化同步”为抓手，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部署，促进体制机制科学化，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制度环境；以科技创新，促进新生产力形成和发展，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两轮共进、相互作用，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是习近平这一阶段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步骤。

　　三、积极探索新常态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思路（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

　　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外贸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明显减弱，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状态。引导全党清醒认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特征，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新常态”概念。这是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处阶段变化规律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观点，对国家未来中长期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有着深远影响。

　　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后，习近平逐步推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的加强，为全党探索新常态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创造重要条件。

　　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讲话中，初步概括新常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17]同时习近平提出，要准确判断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状况。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全党对新常态统一认识的重要会议。围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18]主题，习近平在会议讲话中从9个方面概括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和应对措施。（1）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2）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3）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同时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4）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度超出需求，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5）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6）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满足消费者注重品质和个性化的需求，必须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7）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人民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需求越来越迫切；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8）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9）需求方全面刺激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供给方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要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平衡好增强活力和创造环境的关系，以推动形成发展新模式。[19]

　　习近平在讲话中进一步概括新常态特征：“增长速度正从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0]

　　习近平的论述使新常态特征具体化，深刻揭示了“三期叠加”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运动趋势。“三期叠加”是目前经济发展的背景，不是新常态，中国是在“三期叠加”经济形势下迈进新常态的，发展模式正在改变。这是一个化解矛盾、消化遗留问题、完成经济转型任务、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时期，是新的经济结构、新的增长动力、新的发展方式逐步形成、稳定和稳固的时期，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综合结果，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和建立新平衡的辩证历史发展过程。

　　在新常态下中国发展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二是通过改革创新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形成经济增长引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和价值链驱动的转型。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变的是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我们要的是有质量和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为此，要“更加自觉地坚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21]

　　四、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框架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五大发展理念渗透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习近平在全会讲话中强调：“‘十三五’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如果不注重转方式调结构，只是为短期经济增长实行刺激政策，必然会继续透支未来增长。”所以，“我们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要考虑更长远时期的发展要求，加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22]

　　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1）通过转方式、调整结构、化解产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投资有效益、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2）在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3）要有力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这是带动发展的新空间。（4）以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为主线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构建产业新体系，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性强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5）创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基础动力，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形成新的产品群、产业群。（6）下大力气补齐生态文明、民生领域、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三个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后，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讲话中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经济政策；拓展了他在2013年和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实施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三大经济政策。宏观政策的丰富，体现习近平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和加大推动改革力度的决心。

　　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对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方面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他说：“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实同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外因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但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就是我们正面对着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次年1月，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更加明确地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23]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引导下，习近平对新常态下怎么干，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初步提出十项要求：（1）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2）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4）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5）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6）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7）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8）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9）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0）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24]同时习近平明确，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对指导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统一和提高全党认识，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话中，对三大理论作出深入浅出的论述，为全党认识新常态、把握新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理论指导。

　　第一，科学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再次精辟概括新常态经济发展特征：“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25]自2014年11月习近平多次概括新常态特征，一次比一次精准，反映了党中央对当代中国经济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习近平要求认识新常态要准确把握内涵。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是一个客观状态、一种内在必然性，没有好坏之分，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新常态不是一个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新常态不是避风港，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1）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2）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3）要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4）要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5）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第三，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涵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国内经济面临的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是供给结构错配造成的，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下，习近平根据实践的拓展，不断提出指导性意见，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是明确方针。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主要任务是振兴实体经济，用质量优势对冲成本上升劣势。[26]

　　明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重点和方向。要着力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着力优化现有供给结构，从深层次解决供给同需求的错位，满足现有产品和服务需求；着力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以此创造新需求。要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出发，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新的增长点在基础建设、新型产业、服务业等中，在13亿多人的基本需求中，在日益增加的中等收入群众中。补短板要从七个方面下大力气，即：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解决好人民普遍关心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增强创新驱动能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补齐产业链条短板，培育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力度。加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增强网络效应。[27]

　　明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二是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现的短期阵痛是必须承受的阵痛，不能因为有阵痛就止步不前。同时要在培育新的动力机制上做好文章、下足功夫。三是处理好减法和加法的关系。要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补短板、惠民生，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28]

　　在探索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道路的整个进程中，习近平始终叮嘱全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风险。“进”的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引导全党保持战略定力，稳定大局，不断进取；敢于担当，锐意改革，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的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

　　[1]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6页。

　　[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

　　[3]《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4]参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内部发行），第28—29页。

　　[5]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7—288页。

　　[6]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127、128页。

　　[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

　　[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3页。

　　[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1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160页。

　　[1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

　　[1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页。

　　[14]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

　　[15]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

　　[16]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1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

　　[1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9—80页。

　　[19]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5—78页。

　　[2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2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22]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页。

　　[2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1、94、95页。

　　[24]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1—94页。

　　[2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26]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106、116页。

　　[27]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117—118、119页。

　　[28]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