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已经制订与实施的12个“五年计划”（规划）中，“二五”计划（1958—1962）最为特殊，从经济建设指标考核是个完败的计划。其中1958—1960年为“大跃进”时期，1960年曾经宣布提前两年完成工业指标，但到了计划结束的1962年，不仅没有完成原来规定的主要经济指标，而且经济总量全面倒退，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绩效最差的一个五年计划。其中的教训无比惨痛，遭遇的困境空前绝后。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不断拔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导致国民经济各业比例、消费和积累比例严重失衡,违背综合平衡方针等宏观决策失误是计划完败的重要根源。

　　理念是行动先导。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从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但在发展理念上，综合平衡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其重要佐证体现在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协调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协调的目标是补齐经济社会中的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事物发展过程出现的复杂矛盾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这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出的综合平衡方针一脉相承；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无一例外都强调平衡、取中、不走极端，在目标和方法上存在相对一致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温“二五”时期综合平衡方针实施的历程与教训，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会有所启示。

　　一、综合平衡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的平衡思想

　　综合平衡理论来源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创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他在1881年写成的《资本论》第二卷第八稿中，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和流通的实现过程和实现条件。这是经济思想史上早期的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1]马克思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高度抽象出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简单再生产要求Ⅰ(v+m)=Ⅱc，即需要在两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的部分，不仅要总量平衡，而且要结构平衡，不仅要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相配套。结构调整的最佳状态是利润的平均化，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即投资于各产业的利润大体相等，其前提是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2]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以陈云为代表[3]提出的综合平衡理论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平衡条件的理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有可能按照客观比例通过计划对生产进行社会调节的理论，是陈云综合平衡理论的思想渊源。陈云把马克思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综合平衡的建设方针。

　　（二）经济建设方针要听综合部门的意见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首次在国家范围内尝试开始于苏联，而综合平衡思想是从中国的经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1955年，针对各区域、各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不同要求与国家财政收支、供求严重不平衡的情况，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根据新的情况，必须全国平衡，统筹安排，增产节约，重点建设。各种计划要建筑在全国平衡上，对各种经济，各个地区都要统筹兼顾。地方首先要增加农业生产，其次根据供产销平衡工业增产。也就是说，计划与比例均要从全国出发，要听各个综合部门的意见。

　　1956年5月，财政部长李先念致信薄一波、李富春并报周恩来、陈云，提出财政、信贷、物资要综合平衡的意见。1957年1月，陈云在听取各方面意见、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开幕会上指出：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要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所谓财力物力，是指投资、机器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强调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合理的比例关系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绝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陈云报告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当讲到在物资分配和材料分配哪方面第一、哪方面第二,要搞出一个界限时说:“现在,陈云同志搞出了一个界限。他说是先满足轻工业、农业最低限的需要,第二才满足基本建设。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个界限。”当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交通为主，轻工业、农业“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时说:“现在要采用你（指陈云）讲的第二种方法,是先搞轻工业、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4]陈云的这篇报告后来收入《陈云文选》，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此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常说的“三大平衡”和“四大平衡”都出于其中。“四大平衡”比财政、信贷、物资的“三大平衡”多了外汇平衡。

　　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综合平衡方针。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5] 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下联是 “实现农轻重”，横批是 “综合平衡”。生动地概括了综合平衡的目标和方法。

　　至此，综合平衡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重视。

　　二、综合平衡思想在“二五”期间经历从否定到肯定

　　尽管综合平衡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期就已明确提出，但其丰富的内涵则是在大跃进、调整中，在否定、肯定的反复中发展的。

　　（一）积极平衡、消极平衡与综合平衡

　　在“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为了发动大跃进，首先想到的是提高计划指标。在“一五”时期有计划、按比例方针取得成功、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为了提高指标，舆论首先指向综合平衡方针。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其中指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所谓积极平衡就是要从“长边”产品和要素出发进行平衡，突破资源和要素的限制，实现超越国力的高速发展。“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6]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跃进”式的发展。据此，批评综合平衡是消极的平衡，主张用超越国力的高指标为特征的“积极平衡”取代“综合平衡”，广造舆论，一时形成了风气。

　　在其引导下，首先要修改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提出的指标，但具体做法并非直接否定，而是主张计划可以并必要建立第二本账。

　　1．“两本账”的提出与终结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已经明确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跃进”中提出建立第二本账、第三本账就是要突破已经规定的指标。1958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南宁会议前后制定的《工作方法60条（草案）》的第九条规定：“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7]

　　这种办法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不断提高计划指标，使各地区在相互竞争中产生压力，以提高“大跃进”的动力。但事实上，中央的做法带动地方层层效仿、如法炮制，都搞两本账。导致同一个指标的计划，经省市地县层层模仿，已经是多本账了。顶层偏之毫厘，底层失之千里。计划指标经过自上而下的下达和自下而上的汇总，反复层层加码，直接带来了浮夸、高指标和统计数字虚假。如为了解决电力供需矛盾、完成“地方工业产值在‘二五’计划内超过农业总产值”等高指标，水利电力部不断修改指标，制定了不切合实际的电力规划。中共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中水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29.4万千瓦，之后，水利电力部不断进行修改指标，在1958年2月至8月短短7个月时间内就先后提出了4个方案，指标一个比一个高，其中1958年8月提出的方案，新增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500—4500万千瓦，是1957年底水电装机容量101.9万千瓦的35倍到45倍[8]。

　　虚假信息导致严重地经济误判、财政亏空、税收加码，以至饥荒等重大民生问题。在农业、轻工、重工、基建等实体经济一路下滑，百姓口粮问题突出的惨痛教训面前，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留缺口。1960年12月31日，财政部向中共中央报告：在财政管理和财政体制方面，相当突出地存在着财政纪律松弛，财政管理偏松、资金使用分散和财权分散等现象。为改变现状，国家财政预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上下一本账，坚持“全国一盘棋”。[9]

　　至此，试图通过“两本账”的办法实施所谓“积极平衡”、批判所谓“消极平衡”的认识与做法，在政策上被否定和制止。“综合平衡”赢得了来之不易的一席之地。

　　2．建设的规模与速度要不要控制

　　在“一五”建设后期，陈云就提出了“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并且预见到，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但是这些论断在“大跃进”中并没有被采纳。各地竞相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速度。出现了严重的建筑质量问题。1959年1月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目前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很坏，事故很多。总的情况是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只讲 “多快省”，不讲“好”；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节约，把不该破除的规章制度也破除了；只注重搞群众运动这一面，放松了业务和技术管理制度这一面；任务很大很急，新工人和设备与之不相适应。1月6日他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强调基本建设宁可停工待料也不能马虎。[10] 但是，“大跃进”中“上马容易下马难”；1959年反右倾后，控制规模与速度更加不可行，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

　　这时陈云决心对建设规模与速度进行调整与控制。他于1962年3月7日、8日，在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对今年年度计划中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11]

　　在极度的困难面前，宁可伤筋动骨，也要综合平衡；决心处理其中最棘手的民生与基本建设投资的矛盾。实践证明，这是通过调整走出难关的重要一环。

　　3．如何对待地方的积极性？

　　1957年以后，随着批判“反冒进”的升级和急于求成思想的发展，曾经期望以积极平衡理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由此寻找一条比苏联更好的发展道路。为此，将中央投资权限下放地方，使得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出现了罕见的骤变。

　　盲目跃进导致盲目放权，盲目放权又助长了盲目跃进。地方权力加强后，各地各部门在跃进旗号下，按照中央的要求与地方利益，大力建立地方各自的工业体系。中央、地方的财政收支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发生剧烈变化（参见表1、表2）。

　　1958年冬，经济运行出现了空前混乱。自1958年“大跃进”始至1961年连续四年财政赤字，共计达180.35亿元，亏空严重。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加2.35倍。在外部难得开放，内部“池子”有限的环境下，实体经济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额的金融“泡沫”，市场紧张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了一些，1959年6月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于是中央逐步开始上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权。

　　这是由所谓“积极平衡”走向“综合平衡”一个关键环节。

　　（二）长线平衡、短线平衡与综合平衡

　　综合平衡还有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即按长线平衡还是按短线平衡？

　　前述《人民日报》社论要求“所谓积极平衡就是要从‘长边’产品和要素出发进行平衡，突破资源和要素的限制，实现超越国力的高速发展” 。 1962年3月，陈云在调整中指出：“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的最大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12] 这种按短线平衡的方式与木桶理论十分相似，对于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有指导意义。

　　具体来看，“二五”时期的平衡方式有以下几种经验教训：

　　1．以人力资本、群众运动为基点的“长边要素”平衡的教训

　　中国人口数量大、劳动力丰富；革命历史上有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重视人力资本与通过群众运动发挥人力作用当时可谓经济运行诸多因素中的长线或“比较优势”；与其相比较，工业化所必需的物资、设备、技术、资金等则短缺；特别是大跃进后，粮食、食品等民生必需品更为短缺。

　　如何对待长线与短板？

　　新中国建立初期，统管财政经济的中财委对于同国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解决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如果物资不够，就不准增加人。基本建设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也就管住了。[13]这是当时按短线平衡的做法，实践证明奏效了。

　　1956年面对大规模工业建设、职工的工资水平等涉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陈云指出：财经部门把工资看得不如投资重要，这是思想错误，工资应该放到一定地位。过去害怕购买力大了物资供应困难，实际情况不如想的严重。今年加得猛一点，把物价津贴放在工资中去。要在部门内平衡，并在地区间平衡。[14]

　　大跃进后的调整中，按短线搞综合平衡被明确提了出来。陈云直截了当地指出：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对于机械工业的发展，制造短线设备，不只要算投资，还要算材料，特别是算关键材料。看来生产和基建计划还要缩小，有多少材料干多少事。问题不在于生产数字高低，而在于能否调整好生产秩序。自行设计、采用全新结构的只是个别产品，大量的还是先采用别人的资料。从仿造到创造要一步一步来，按规律搞。[15]

　　在“二五”后期物资严重紧缺的困难环境下，按短线平衡的做法保障了市场供求，稳定了社会经济形势。 

　　2．以农业为短线再平衡的经验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会议一改以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轻、农”次序，要求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在安排重工业时，又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农业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等。为了逐步改善商品供应状况，要帮助轻工业、城乡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郊区农业发展，增加各种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产；同时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市场。

　　这是在经济困难、民生危难、市场困乏的背景下按短线平衡的典型案例。

　　3．不能“单打一”

　　在“大跃进”中，为了保住钢铁指标，曾经提出搞“一马当先”（即钢铁生产优先）、相应“四保”（即保钢、煤、粮、棉）。1961年9月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上，否定了这种“单打一”的办法。陈云在会上指出，综合平衡与“单打一”不一样，“单打一”会打断经济上相互间的联系。煤和钢材不能孤立地领先,要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在使经济全面活起来中领先。他提出 “保重点是为了搞活”的思想，建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并指出：对生产能力的估计要清醒，不能过分。比如计算铁的生产能力，要以能调拨的数量为准。毛泽东这时插话说:请陈云为工业指示写一条综合平衡。[16]

　　这是对综合平衡中要以短线为标的的进一步认识。

　　（三）“大进大出”与外贸外汇的综合平衡

　　外汇平衡的方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与“一五”时期得到认真贯彻并基本实现。但1958年2月，对外贸易部在“对外贸易工作二十四条”中提出了“大进大出”的口号，在盲目扩大进口的同时，超越国力扩大出口，并将对外贸易业务的管理权限下放，导致争客户、争市场、削价竞销、抬价竞购等混乱现象发生，使对外贸易的管理制度和经营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并造成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同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贸易外汇体制的决定（草案）》，重申外汇平衡；并组织外汇管理小组负责贸易外汇的统一管理、全面平衡、统筹调剂。外汇的收支由人民银行统一办理。各地区都须按照中央批准的计划使用外汇。计划外用汇必须事先报外汇管理小组批准。[17] 在安排外贸计划中，坚持“以出定进，以进养出，进出平衡”的原则，[18]使对外贸易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三、协调发展理念与综合平衡方针既一脉相承又创新突破

　　综合平衡曾经是计划经济的指导方针，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协调”发展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理念。“十三五”规划《建议》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的“协调”与综合平衡一脉相承。这是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及“新常态”后综合平衡思想的新发展。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是长期问题所在：城乡、区域之间，一、二、三产业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平衡现象，都要通过协调理念采取多种调控方式，使矛盾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旧的不平衡问题解决了，又要正视与处理新的不平衡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中将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近年提出的“三去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及“降成本”、“补短板”，与“二五”计划后期及三年调整中从大局出发，实施“综合平衡”的方针比较，既有对计划手段的变革，也有对以往调整方式的扬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均衡的内容与协调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一、二、三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远远超出“农轻重”不平衡的内涵与外延，要求通过国内外两个市场，提高传统产业，发展创新优势产业，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实现协调。

　　（二）虚实经济的不平衡远远超出财政收支、金融信贷平衡的内涵与外延，要求协调运用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手段，通过金融、楼市去杠杆，将政府与企业债务调控到合理水平，提高金融业的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等多种方式实现平衡。

　　（三）外汇、外贸的不平衡早已突破国界，成为全球化新常态下的协调对象，人民币正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池子”正在做大，调节的理念、手段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四）宏观、微观的协调均不仅仅是政府作用的结果，都要在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协调发展。

　　尽管“二五”时期与当下的不平衡比较，原因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不同。但是寻求经济协调、平衡发展的整体目标有共同之处。历史教训表明，把握经济新方位，必须增强发展的平衡性，才能不让今天的“短板”变成明天的“陷阱”。重温“二五”时期综合平衡方针反复折腾的故事，体味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解码”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温故知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1]吴易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及其实践意义》，《陈云百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页。

　　[2]参见李义平：《今天为什么要学习〈资本论〉——写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2017年4月18日。

　　[3]陈云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汇总并发展了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关于经济中需要总量与结构平衡的思想，形成了综合平衡的思想，并完成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文章。

　　[4]《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23页。

　　[5]《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6]《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

　　[8]中国水力发电史编辑委员会：《中国水力发电史（1904—2000）》第1册，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9]《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10]《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11]《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12]《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13]《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

　　[14]徐建青、董志凯、赵学军主编：《薛暮桥笔记选编（1945—1983）》第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62页。

　　[15]《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16]《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

　　[17]《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18]《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