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征程。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做到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1]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2]这表明，继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3]后，正式把这一新思想写进中央全会通过的党内法规，上升为全党意志，成为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遵循。准确把握这一新思想，对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维度：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新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同样需要在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开创新征程。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5]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对我们党从严治党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结构上，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工人阶级毕竟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农民。相应地，这一点也反映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构成上。1927年，由于国民党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党被迫转入农村。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过程中，党组织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并大量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避免出现共产国际担心的中共成为“农民党”的问题？对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探索。

　　毛泽东提出思想上建党，主张通过思想教育的办法克服自身各种问题。早在井冈山时期，针对边界各县党的成分几乎完全是农民，毛泽东就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6]。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通过思想教育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强调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7]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实现了党在思想上的空前统一。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8]正是由于注重思想建党，通过思想教育、理论武装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历史表明，思想建党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建党这一治党方略，一直得到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在强调思想建党的同时，我们党也重视制度建设。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详细地规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及各级党委、党部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突出强调要健全民主集中制。1948年，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党委的各项工作，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以及 1949 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纪律的相关规定，为我们党即将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初步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进一步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1956年4月，针对苏联发生的失误，毛泽东指出，“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9]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10] 然而，由于1958年后，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误判，这些好的想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制度建设出现了大倒退。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正反面经验教训，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会议选举了以陈云为书记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把维护党规党法作为其根本任务。从此，党的制度建设开始重新步入正轨，制度建设步伐大大加快。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强调要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建立干部录用、奖惩、退休等制度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1]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快推进，一些旧的不合理的制度被废止，新的制度不断建立。可以说，注重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江泽民、胡锦涛坚持这一思想，党的建设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可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新思想，不仅注重思想建设、制度建设，而且更注重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力求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真正起到“1+1＞2”的效果。另外，从制度建设到制度治党，由“建”到“治”，一字之差，却有不少新内涵和新要求。“建”，强调的是制度的创设，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治”，强调的是发挥制度的功效，让制度动起来，强化制度执行，是一个从静向动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12]“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13]，等等。这些重要论述，都是根据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提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新发展。

　　二、现实维度：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方法论。马克思曾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15]坚持问题导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鲜明特点[16]，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点。之所以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当前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针对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对坚持问题导向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

　　思想建党方面，较明显的问题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17]思想政治工作不受重视，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历史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过于强调政治、突出政治，使有的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错误的认识，甚至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无，只要有制度就够了。社会方面看，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分化，人们利益、思想多元化，使得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不少新课题和新挑战，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采取灌输、宣教的办法去统一思想。实践中，有的地方和部门不大重视党建工作，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总认为这是虚的，不如抓中心工作、经济工作来得快，因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从干部自身看，有的干部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懂得如何做好思想工作。这些因素，使得思想建党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有的地区和部门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一些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出现种种问题。

　　对于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信仰缺失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回避，而是直面问题，客观分析。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 、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18]

　　制度治党方面，也存在着不足，使得制度的功效没有充分发挥。一是制度缺位、不健全，有的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够明确、具体，系统性、协同性、配套性不足，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以致牛栏关猫。有的领域制度虽然不少，但是不够精，缺少配套衔接，甚至制度间相互矛盾和冲突。二是制度执行方面的问题。有的干部简单地认为，制度建设就是制定制度，只要把所谓的制度编辑成册，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挂到墙上，就以为完成了。殊不知，“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19]只有每个人都把制度当回事，树立制度意识、规矩意识，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这样的制度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制度，否则就成了“稻草人”。另外，有的领导干部用制度去管下属，对自己却法外开恩，没有切实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却上行下效，制度无法落地。

　　另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二者在结合方面也做得不够。一方面，由于思想建党落实不够，使得一些党内制度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和普及，有的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知之较少。而思想教育、理论武装不足，以致不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贯彻执行党内制度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够高，进一步影响了党内制度的执行。另一方面，制度治党落实不力，制度权威性不足，使得党内关于思想建党（如宣传制度、思想教育制度、干部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制度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反过来影响了思想建党的成效。事实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密切相关，二者一柔一刚，需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20]。思想是魂，制度是形。思想是制度的灵魂和内在基础，制度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如果思想建党出现问题，制度的理论基础必然受到冲击，制度也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制度执行会大打折扣；反之，如果制度治党不能落地，思想建党的制度保障也会受到冲击，会影响到思想理论教育的效果。

　　正是基于对以上这些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直面问题，顺应党情的新变化，并针对这些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及时地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一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直面问题、啃硬骨头、勇于担当的责任和勇气，也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三、实践维度：十八大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新探索

　　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而且在实践上强力推进，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

　　强化思想建党，补足精神之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1]这一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理想信念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和理论教育，进一步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执政之本。

　　着力制度治党，扎紧制度之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22]十八大以来，制度治党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2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部署。[2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把制度治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5]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将制度治党写进准则，上升为全党意志。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步，出台了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党内法规，制定修订74部中央党内法规，超过现行有效的17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40%，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础。[2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扎紧制度的笼子”。[27]2013年11月，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编制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正式发布，明确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12年至2014年，中央部署开展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对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6月间出台的23000多件中央文件进行全面筛查，共梳理出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178件，废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二者共占58.7％。2015年7月，根据党中央要求，中央书记处协调建立由中央办公厅牵头，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等13家成员单位参加的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制度的执行力明显增强，中央政治局同志带头遵守《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党内法规，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加大违纪案件查处力度，形成强大震慑力，大大增强了党内制度的权威性。2016年底，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从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对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并作出统筹部署。

　　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上迈出新步伐，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2015年10月，党中央颁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两者一柔一刚，前者重在立德、指明道德高线，后者开列负面清单、划出行为底线，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首要内容，强调要“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等制度为主要抓手”，“坚持中央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制度。”[28]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按照中央要求，“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29]，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2016年4月开始，“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始，8700多万名党员把党章党规作为重要学习内容。

　　综上所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对我们党从严治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解决当前党的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客观要求。这一新的治党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可以发挥思想建党的优势，又可以发挥制度治党的优势，使两者相得益彰，形成强大合力，必将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强大动力，为准备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作者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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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云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变为实际行动》，《学习时报》2016年11月17日，第A1 版。

　　[2]《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第5 版。

　　[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第2版。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5]《习近平春节前夕赴陕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向全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人民日报》2015年2月17日，第1版。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92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第2版。

　　[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2015年5月19日， 第2 版。

　　[16]韩庆祥：《坚持问题导向是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2日，第7版。

　　[17]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第2版。

　　[18]《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20页。

　　[20]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第2版。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1页。

　　[2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第2版。

　　[2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2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

　　[2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1版。

　　[26]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度短板》，《求是》2017年第3期。

　　[27]《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障（治国理政新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依规治党纪实》，《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第1版。

　　[28]《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第5 版。

　　[29]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求是》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