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地回顾和总结自己经验教训中谋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从曲折和失败中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新胜利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传统。如何处理党内关系，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党的事业成败得失的重大问题。但是，还没有学者或文献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问题进行全面的历史回顾，也没有基于这种历史回顾的经验教训的研究。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情况下，加强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的党内关系，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经过14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才结束了错误处理党内关系对全党的统治；（2）1935年至1948年的延安时期，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才逐步学会如何正确处理党内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党内关系，以“文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爆发前的17年，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理论、实践、传统总体上继续保持和发展，但是，在“文革”前的10年中，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党内关系的曲折和错误；（2）十年“文革”时期，完全背离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确理论和原则，党和国家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3）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在思想上理论上恢复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确原则和优良传统，成效是显著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倾向。

　　一、1921年中共成立至1935年遵义会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按照列宁所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然而，党在幼年和早期，还难以深刻理解和正确使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因而还难以构建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准则和制度。大革命时期，由于在处理党内关系问题时，偏重于集中，忽视民主，造成了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人。六大之后，党中央又连续出现了两次“左”倾冒险主义，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把集中推向极端，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导致党内关系陷入极度紧张的危机局面，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在长征途中，在反对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抛弃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为正确解决党内关系积累了成功经验。

　　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确立了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使全党深刻地认识到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意义。1938年，毛泽东在论述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1]

　　从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经过14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2]

　　二、1935年至1948年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的13年，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得以形成，堪称党内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建党以来14年的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所说：“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就比较完整地形成了”[3]。

　　1937年，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论证指出，解决党内矛盾、处理党内关系，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能“过火的斗争”方法。“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4]毛泽东的《矛盾论》，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提出和系统论证只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处理党内的关系；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揭示和分析过去十几年中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方法，处理党内关系的错误性质和严重危害。《矛盾论》奠定了我党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指出培养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对于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性。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方法，全党、全军都开始培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通过这次整风学习，较好地解决了各级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这个基本方向问题，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展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

　　1945年，中共七大对正确处理党内关系，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发，通过党章的形式作出了制度保障。七大对我们党执行民主集中制和扩大党内民主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进一步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和原则、政治生态、制度原因、目标和限度，对党内民主作了建党以来最为全面的系统阐述。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爆发前

　　这17年的党内关系状况，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前7年，党内关系比较健康；“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党内关系基本健康，但有曲折和错误。

　　1949年至1957年以前，在处理党内关系的各有关方面，不但坚持了延安时期形成的正确原则、方法和传统，而且还有发展和创新。八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准绳，构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思想。

　　鉴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论述民主集中制原则时，强调只有反对个人崇拜，才能使党内民主原则得以贯彻执行。

　　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5]

　　在1963年中苏两党之间公开论战的国际背景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进一步深入到党内，对党内关系的处理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干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方面，在国际上继续反修批修；另一方面，在国内开展“四清”运动和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批判“封资修”。越搞“四清”，越感到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越批“封资修”，越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所以，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导致党内关系的发展走向越来越偏离正确轨道，导致党内关系越来越紧张，曲折和错误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精神还是振作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之中，党内关系总体上还是好的。

　　四、十年“文革”时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历史证明，这些论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左”的观点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党内外各种矛盾激化。毛泽东对持不同看法的彭德怀等同志发动批判，并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6]，这就把阶级斗争直接引申到党内关系之中。此后，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党内，导致党内关系越来越紧张，直至十年“文革”期间全国上下的党内关系陷入严重混乱和全局性错误。在理论上严重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实践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党的组织生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被停止，极其严重地败坏了党内关系、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

　　五、改革开放以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后，整顿党风、重新恢复被“文革”搞乱的党的优良传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凸现在全党面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共有十二条，它的草案在1979年2月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3月以后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几次修改，由中央政治局再次通过后提交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十二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全会重申，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实行“五湖四海”的原则，要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利益的同志。在处理同志的关系上，只问他是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不应因为私怨而耿耿于怀，排挤打击，不应由于亲疏而有不同的对待。绝对禁止搞宗派活动，搞小圈子；不允许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斗争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正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7]

　　2006年1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党章明确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为发展党内民主指明了方向。[8]

　　2008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发展平等和谐的党内关系，倡导和鼓励党员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凝聚共识。[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和优良传统；在实践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成效是显著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少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倾向。

　　六、汲取历史教训，继承优良传统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96年的历史进程中，在构建和处理党内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上，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教训，也有不少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

　　（一）党内关系是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党的事业得失成败

　　1956年9月10日，八大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间，中国革命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少次路线错误，革命受过很大损失，经过延安整风，我们才觉悟起来。时间那么长，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使我们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10]通过深刻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和党中央认识到，党内关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直接关系党的政治生活全局，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我们党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当“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着全党的时候，在处理党内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倾向和传统。结果是怎样呢？党不是发展了，而是大大地削弱了；革命不是发展了，而是受到重大的挫折。毛泽东很重视对这一历史教训的反思。他说：“……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11]“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12]

　　反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我们党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党就能够团结更多的人在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共同工作，绝大多数犯过错误甚至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能够改正错误，努力工作，结果是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事业得到胜利。

　　（二）在历史上败坏党内关系的主要危险来自“左”的传统，坚持反“左”成为我党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着力点

　　我们的党内关系深受“左”的传统危害，毛泽东对此有客观研判和深刻分析。1937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15年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党内关系上，存在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等“左”的传统的危害。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毛泽东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原因：（1）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2）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3）党还只有15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4）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党内关系等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这个问题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才得到彻底解决[13]）。“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14]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党1949年之后的历史教训时，也明确指向了“左”的危害。他说：“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15]

　　为了肃清和克服“左”的传统的危害，在延安整风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开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彻底清算王明“左”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开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在十年“文革”期间推行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左模式。

　　（三）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倾向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以在处理党内关系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的干部称呼为例。在1943年、1959年、1965年、1978年、2003年、2014年，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多次要求党内一律称呼同志，不要称呼官衔。但是，习惯于称呼官衔而不叫“同志”的党内称呼问题，不但依然惯性发展，而且竟然越来越变本加厉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有人甚至称呼党员干部为老板、老大。[16]在党员之间、党员干部之间，如果不称呼官衔、职务、职称，而直呼其名或者称呼“同志”，则被认为是不尊重、不得体、不合时宜的。党员之间、党员干部之间，在日常交往中，叫一声“同志”已经很难了，这种局面已经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了。

　　一个简单的党内称呼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恶化，已经严重到被舆论指为“官场称呼学”、“言语贿赂”的顽疾，更不要说党员之间、党员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了。由于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回避批评、阿谀奉承，甚至政治攀附的倾向，呈现出难以遏制的态势。为此，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领导干部对党员不能颐指气使，党员对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17]

　　（四）党内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和健全

　　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6年八大这21年的时间，我们党总结了两次失败，两次转折时期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基本建立和初步健全了一套优良的民主制度，使党内关系的构建和处理，取得了极其成功的经验。

　　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进行民主教育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次极宝贵的实践。党的七大，对我们党执行民主集中制和扩大党内民主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党的八大，总结了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作了系统的概括和阐述。八大把加强民主集中制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使党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联系起来，强调努力解决以扩大党内民主为中

　　心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克服对发挥党员群众和下级组织积极性创造性不够的缺点，克服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的缺点；二是强调加强党的各级组织中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三是明确提出反对在党内搞个人崇拜的问题和任务，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和发展党内民主。

　　（五）党内关系挫折和败坏的重要根源，在于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和废弛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10年，党内关系都遭到了极大的败坏，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58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都表现为对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后来，党正是靠重建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而修正和重建党内关系，才从严重挫败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走向新的胜利。

　　党内关系败坏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表明，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只有坚持“四个服从”这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关系，才能坚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党就失去了统一意志和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必须严格维护和极大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18]为了修复和重建被十年“文革”摧毁和败坏的党内关系，邓小平把“四个服从”，强化为“四个必须服从”；并且，强调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是最重要的，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96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处理党内关系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的合理构建，必须以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为准绳；处理党内关系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以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健全为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党内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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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1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336页。

　　[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141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页。

　　[13]1956年，毛泽东指出：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510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16]冷兆松：《中共党内称呼的优良传统与政治规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0期。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8日，第1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第5版。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