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之后西方列强频频发动的战争，将中国一步步地推进半殖民地的深渊。从此，中国开始了民族复兴的历史。民族的复兴，多少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心血甚至生命，可都没有找到出路。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才逐步使民族复兴的这个梦想成为现实。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建立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提升了中华民族自信心

　　中华民族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自豪的民族，这种自豪感绵延数千年。可是，随着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各国列强便紧随其后不断地从海上、陆上入侵中国，自豪的中国人开始变得不自豪了。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以及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一）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二件大事：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 这第一件大事就包含着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2]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和民族解放的先锋。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3]中国的抗战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成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洗中华民族百年耻辱，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

　　（二）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抗美援朝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胜利，赢得了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其中第一条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4] 至此，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以及中国人民的意志，正式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决策的两件大事之一。毛泽东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5] 这是对当年中央关于抗美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三）打退了苏联对珍宝岛的入侵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核心的苏联，在经济、国防、教育等方面给予了中国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同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也决定了中苏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亲密无间的关系。

　　可是，从1969年3月2日起，苏联多次出动步兵、装甲车、坦克、飞机，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打退了苏军对珍宝岛的入侵。中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一度使中苏两国走到战争的边缘。此后，苏联军方还制订了对中国实施核攻击的计划。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加重了党内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一度影响了中国军界。好在1969年9月11日，事情出现了转机，周恩来在首都机场，同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坦诚的谈话。10月20日，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后，中苏边境冲突开始和缓。

　　二、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特点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邃的军事谋略，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毛泽东等开辟的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辉煌胜利。

　　（一）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之路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方面，贡献巨大。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中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6]的决议，从五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从理论上对这条道路的阐述，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

　　（二）实现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矢志追求的目标。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道：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12月，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两次修改的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表述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 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中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实现的又一次历史巨变。

　　（三）探索了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1956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找了34个部委的负责同志谈话，探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他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之后党的八大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创立了党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七大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九个“关于”，即“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8]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所说：“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确立了人民至上的最高准则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人民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将人民置于如此之高的地位，这是对人民作用和地位的肯定。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来的。1939年2月，毛泽东致信张闻天，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1944年9月，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10]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1]“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

　　党的七大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以确认。1957年3月，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中，他又一次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3]

　　（二）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是从人民群众中产生出来的人民领袖；他一生都与人民的利益始终连在一起；他是人民的代表，也是人民的化身；他心中装着人民，并敬重人民。在他看来，历史从来都是人民的历史，没有人民，便没有历史。

　　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此后，毛泽东又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并且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相信人民，信任人民，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特别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都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三）一切为了改善人民生活

　　毛泽东在1934年1月所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4]

　　在江西瑞金沙洲坝，至今还传颂着毛泽东打井的故事，井台上竖着一块纪念碑，上刻着两行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毛泽东是最善于向群众学习的，他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在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口号的提出与落实，都是听取群众意见并依靠群众来实施的具体例证。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重视调查研究，关心人民生活，与其他领导人一起，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看似脱离了实际和国情，动机则是为了人民，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四、突出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处处强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并且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出了党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提出了党是中国人民事业的领导核心。他的这些主张和观点符合实际，与党的十八大强调的“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一致的。

　　（一）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大革命失败后，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对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他和朱德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二）党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

　　十八大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15]这就把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划分开来了。早在1952年12月，毛泽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责任》中指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16] 60年代，党曾经认识到了执政党与国家关系中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针对这种状况，周恩来指出:“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都要党去管。”[17]可惜，这一涉及执政党领导国家的主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党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的基本原则即“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所谓“总揽全局”，就是指党委要集中力量抓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所谓“协调各方”，就是指党委要协调好与人大、政府、政协、“两院”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任何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要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性修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因此，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是总揽而不是包揽，更不能取代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

　　（三）党是中国人民事业的领导核心

　　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巨大的历史责任，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向全党指明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8]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党大力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党已经善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具有成功地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并形成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到抗战胜利时，党已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仍然是领导核心。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9]

　　邓小平指出：“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20]今天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强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都是与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张分不开的。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

　　（作者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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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0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0—701页。

　　[8]《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8页。

　　[15]《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17]《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