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路线、时代条件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是中苏论战的亲身经历者。这场论战不仅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我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邓小平参与了中苏论战的决策、辩论和文稿的起草
　  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若干问题的认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发生了分歧。但鉴于苏联共产党及实际由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曾给予了很大指导和帮助，加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仍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此，中共党人对苏共及其领导人一直很尊敬，对苏共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夹杂的一些民族利己主义做法也采取了克制性的抵制。这确保了中苏两党关系得以稳步发展，使得双方的分歧并没有扩大化和公开化。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突然草率地全盘否定斯大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同年９月，在波兹南事件中苏共竟采取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方式来解决事端，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各国共产党的警惕、不安和批评。中共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发，于１９５６年４月和１２月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对苏共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１９５８年，苏共企图控制中国，提出要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此举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断然拒绝后，苏共领导人对中共的独立自主立场耿耿于怀。于是，苏共领导人从１９５９年苏共二十一大开始就不断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内政。同年９月，苏共领导人为了取悦美国，由塔斯社发表的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社论竟公然歪曲事实，偏袒印度，致使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扩大化、公开化。此后，中苏两党在双方举行的会谈中，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兄弟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各自的党报和国家电台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且由两党意识形态的论战发展到国家关系的恶化，直至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邓小平同志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当时又在党内担任中央总书记职务，这使邓小平同志与中苏论战结下了不解之缘。
　  １邓小平参与了中共中央处理中苏两党关系的重大决策
　  中共应对苏共挑战和攻击的重大决策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部分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也曾讨论和研究过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邓小平同志１９５４年４月再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１９５５年３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常列席中央书记处（相当于中共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页。）１９５６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直到“文革”爆发的十多年，正是中苏两党论战的十多年。这期间，邓小平除１９５９年国庆节前后因腿跌伤活动不便没能参加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议外，中共中央在其他时间里讨论中苏关系问题的会议，他都是主要参加者之一。并且有些会议，如１９６１年１月的八届九中全会、１９６１年底和１９６３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等都由邓小平同志就中苏关系问题作系统的汇报或总结发言。
　  ２中共批驳苏共的主要文件都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和修订的
　  中共八大组建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中共批驳苏共的各种文件，一般先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定下基调和思路，接着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并组织胡乔木、吴冷西等写作班子撰稿，然后再经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修改和定稿。如１９５６年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１９６０年纪念列宁诞辰９０周年的三篇文章、１９６０年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１９６１年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致词、１９６３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１９６２年底至１９６３年初，中共代表团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等兄弟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同苏共及其追随者斗争的发言提纲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其中有些文件，如１９６０年６月中共中央发给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多份讲话稿或提纲等，都是由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亲自起草或口授给他人草拟的。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８页。）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一个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这个小组虽然组长是康生，但是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文稿起草小组“写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常委审定。”②（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６０、５４０—５４１页。）从１９６３年７月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到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下台，这一年多时间是中苏两党公开大论战阶段，中共中央为此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社论。这九篇文章都是由邓小平领导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根据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决定起草、修改和定稿的。
　  ３邓小平是中苏面对面论战的中方主要代表
　  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双方除了在报刊、电台上大打“笔墨官司”外，两党领导人还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锋。邓小平同志是中共舌战苏共领导人的主要代表。早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应苏共之邀，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苏共调解苏波（兰）关系。刘少奇、邓小平在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会谈时，对苏联试图通过武力来解决波兹南事件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１９５７年底，邓小平随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同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坦率地阐明了中方的观点。１９５８年，中共揭露苏联要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是妄图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后，７月３１日，赫鲁晓夫亲自到中国来抵赖、狡辩。当天，毛泽东只留下邓小平和他一起同苏方的赫鲁晓夫、波诺马廖夫进行会谈。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３页。但会谈一开始就演变成中苏两党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的激烈交锋。接下来三天的两党争论，邓小平都是主要参加者。
　  １９６０年９月，为了化解分歧，加强团结，并就２６国共产党会议的文件起草进行磋商，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举行会谈。但因双方分歧太大，会谈结果是大吵一场，无果而散。会谈共进行了三次，第一、二次会谈都先由苏方代表发言。针对苏方的言论，邓小平都随即作了答复和反驳。第三次会谈由邓小平作系统的发言。发言中，他除进一步批驳苏共代表前两次的讲话外，还重点阐明了中共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此外，在会谈期间的两次欢迎宴会上，邓小平都对赫鲁晓夫的挑衅性言论当众给予了坚决回击，形成一次次面对面的交锋。同年１１月，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会上中苏两党再次发生了激烈的唇枪舌战。中共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政治局就确定：会上若发生争论，中方应采取“少奇同志在二线，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一线的方针”同苏方斗争。②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８０页。因此，在“８１党莫斯科会议”上，针对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两次对中共的攻击、谩骂，邓小平代表中共也在大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全面地驳斥了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种种污蔑和诽谤。会议期间，中苏两党还举行了两次高层会谈。一次是邓小平、彭真对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一次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对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
　  １９６３年７月，中苏两党再次在莫斯科举行会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应战。中方在这次会谈期间五次发言。其中邓小平讲了三次话。在赫鲁晓夫为中共代表团举办的送行宴会上，邓小平又一次同赫鲁晓夫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毛泽东１９６０年曾说：“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后来毛泽东又说：“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４０、７３８页。）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１９８３年１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也说：“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②（《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５页。）
　  ４邓小平是中共同兄弟党协商对苏政策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中苏两党论战期间，特别是论战的后期，中共中央在制定对苏政策的过程中，还同一些兄弟共产党进行了协商。邓小平同志是这一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１９６３年夏中共在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时，征求了越南、朝鲜和泰国等国家共产党的意见。邓小平参与了这一工作。１９６４年２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河内，就中共应如何答复苏共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的来信同越共进行了协商。回国后又参加了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专为讨论中共回信访华）的会谈。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在研究如何处理同苏共关系时，邓小平又受中共的委派，赴平壤同金日成进行了磋商。
　  由上可见，邓小平同志是中苏论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正如１９８９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自己所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①（《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９３页。）

　　 二、邓小平是了结中苏论战的设计者和实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