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是了结中苏论战的设计者和实现者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20多年，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破而不裂的状态。这期间中苏两党、两国乃至整个国际形势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开始于１９７８年底的中国改革开放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精心设计国内改革方案的同时，也对包括处理中苏关系在内的中国对外政策作出了全盘设计。由于当时的中苏关系犹如一团乱麻，既不可一时解开，又不能完全回避。因此，邓小平指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即暂时搁置有争议的边界、历史和两党意识形态之争等问题，首先选择易于改善的国家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在中国的推动下，１９７９年７月中苏两国恢复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但谈判的历程是艰难的。由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仍没有放弃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特别是１９７９年底，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致使两国刚刚启动的谈判很快中断。此后尽管双方从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５年又进行了五轮谈判，但谈判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领导人的位置。戈氏上台后对苏共往日的内外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尤其是认识到了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失误。这就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带来了契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抓住机遇，于１９８６年通过罗马尼亚党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秘密地捎口信，向苏共领导人提出了中共关于实现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即苏联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的尝试，得到了苏共领导人的积极回应。１９８６年７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苏联近期将从阿富汗、蒙古部分撤军，并准备与中国举行谈判。９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华莱士时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了谨慎的欢迎”，同时也对戈氏在消除中苏三大障碍问题上“步子迈得并不大”给予了批评，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在三大障碍问题特别是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①（《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７—１６８页。）经过中苏两党领导人的共同努力，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逐个消除。１９８９年５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亲自接见了戈尔巴乔夫，并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见的目的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对过去事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②（《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９１—２９５页。）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实现了真正的正常化。
不难看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基本上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实现的。正如俄罗斯研究中苏关系问题的专家所说：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先就易于恢复的国家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这就“具体地确定了需要考虑问题的范围以及问题的轻重缓急，也就是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遵循的先后秩序。”①尤·米·加列诺维齐：《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４页。１９８６年邓小平提出了以消除“三大障碍”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设计了方案，指明了方向。正如戈尔巴乔夫同邓小平会谈时所说：“这（指邓小平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笔者注）对我们思考是一个促进。而且，看起来一切都做得很及时。”②（周象光：《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７日第１版。）
三、中苏论战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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