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苏论战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苏争论曾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很大负面影响。在中苏论战期间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对中苏论战的深刻反思，又对我国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邓小平理论下列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使命，并在中共八大前后初步取得了成果。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赫鲁晓夫荒唐地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要向苏联看齐。在中苏论战过程中，邓小平曾就此同苏共领导人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谈到中苏论战时多次提出：“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①《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５页。因此他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３页。１９８９年５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还说：“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③周象光：《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７日。
２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是不搞争论。要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苏论战过程中，苏共大骂中共是教条主义；中共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邓小平对此总结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争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寻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双方对过去的事“不要辩论”，将来在发展两党、两国交往方面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④（《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９１—２９２页。）中国新时期的改革首先从安徽农村兴起，但改革引发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对此，１９７９年６月邓小平指示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①（《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６８页。）１９９２年邓小平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再次指出：改革开放“不搞争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②（《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４页。）与此同时，邓小平对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首创精神十分尊重，多次称赞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创办乡镇企业等都是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３慎重、客观地评价领袖人物的历史功过。中苏论战始发于苏共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该问题也一直是中苏论战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共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斯大林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就一生来说，“斯大林的功绩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③（《关于斯大林问题》，载《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３日。）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出现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历史功过的问题。面对国内外的“非毛”化思潮，鉴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混乱的沉痛教训，邓小平高瞻远瞩，谆谆教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３页。）“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①（《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２７９页。）因此，在邓小平指导下，我党制订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评价同中共对斯大林的评价基本一致。
４“不当头”，“不扛旗”，尊重各国党和人民自己的道路选择。在中苏论战期间，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中共的内外政策横加指责。这不仅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而且遭到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共产党反对。邓小平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认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②（《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３１８—３１９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③（《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９１页。）政党关系同国家关系一样，不论大小，均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正确处理政党和国家关系的重要思想。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希望中国能当起社会主义的头，扛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决无好处。”①（《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６３页。）“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也决不对人家发号施令。”②（《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１９页。）
５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防止个人崇拜。鉴于苏联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认为，赫鲁晓夫口头上大反“个人崇拜”，行动上却压制党内外不同意见，实际上又在大搞个人崇拜，这也是造成苏共内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混乱局面的重要根源。“文革”之后，邓小平总结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完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从严治党，搞好党风廉政建设。
此外，邓小平理论中的许多思想，如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等，都曾涉及。当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各种主客观条件、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中苏论战只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依据之一，并且随着时代的转换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些问题的内涵和特质也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其评价应作具体的分析。
综上所述，邓小平是中苏论战的亲历者，又是这场论战的了结者。中苏论战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