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１９５５年３月，中苏双方又签署了新的协定，包括军事工程、造船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建设项目共计１６项。１９５５年通过口头协议又增加２项。前后共确定１７４项工程。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最后确定为１５４项。因计划公布１５６项在先，故通称为“１５６项工程”。
　  众所周知，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是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核心。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经过反复多次论证，“１５６项工程”中最后投入实际施工建设的共计１５０项。其中１９５０年第一批援建的５０个项目，实际列入“１５６项工程”的为４５项；１９５３年５月第二批援建的９１个项目，实际列入“１５６项工程”的为８５项；１９５４年１０月第三批援建的１５个项目，实际列入“１５６项的工程”的为９项；１９５５年３月援建的１６个项目，实际列入“１５６项工程”的为１３项；１９５５年口头商定增加的２个项目，列入“１５６项工程”。对１５６个项目进行核对时，发现有２个项目重复计算，实际为１５４项；又有４个项目没有建设，因此实际进行施工的为１５０项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７页。）。这１５０项施工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４４个，其中航空工业１２个、电子工业１０个、兵器工业１６个、航天工业２个、船舶工业４个；冶金工业企业２０个，其中钢铁工业７个、有色金属工业１３个；化学工业企业７个；机械加工企业２４个；能源工业企业５２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２５个、石油工业２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３个①（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７页。这些项目包括：煤炭工业：河北（峰峰中央洗煤厂、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山西（大同鹅毛口立井、潞安洗煤厂）；辽宁（辽源中央立井、阜新平安立井、阜新新邱一号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矿、抚顺西露天矿、抚顺龙凤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胜利矿、抚顺东露天矿）；吉林（通化弯沟立井）；黑龙江（兴安台二人号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九号立井、双鸭山洗煤厂）；安徽（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河南（平顶山二号立井、焦作中马村立井）；陕西（铜川王石凹立井）。石油工业：辽宁（抚顺第二制油厂）；甘肃（兰州炼油厂）。电力工业：北京（北京热电站）；河北（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山西（太原第二热电站、太原第一热电站）；内蒙古（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包头宋家壕热电站）；辽宁（阜新热电站、抚顺热电站、大连热电站）；吉林（丰满水电站、吉林热电站）；黑龙江（富拉尔基热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河南（郑州第二热电站、洛阳热电站、三门峡水利枢纽）；湖北（青山热电站）；湖南（株洲热电站）；四川（重庆电站、成都电站）；云南（个旧电站一、二期）；陕西（西安热电站、户县热电站一、二期）；甘肃（兰州热电站）；新疆（乌鲁木齐热电站）。钢铁工业：河北（热河钒钛矿）；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辽宁（鞍钢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吉林（吉林铁合金厂）；黑龙江（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湖北（武汉钢铁公司）。有色金属工业：辽宁（抚顺铝厂一、二期、杨家杖子钼矿）；吉林（吉林电极厂）；黑龙江（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江西（大吉山钨矿、西华山钨矿、岿美山钨矿）；河南（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湖南（株洲硬质合金厂）；云南（锡业公司）；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化学工业：山西（太原化工厂、太原氮肥厂）；吉林（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甘肃（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工业：辽宁（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沈阳第二机床厂）；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厂）；黑龙江（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轮机厂一、二期、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富拉尔基重机厂、哈尔滨炭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河南（洛阳拖拉机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湖北（武汉重型机床厂）；湖南（湘潭船用电机厂）；陕西（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甘肃（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轻工业：黑龙江（佳木斯造纸厂）。医药工业：河北（华北制药厂）；山西（太原制药厂）。军事兵器工业（高炮、航空炮、中型坦克、炮弹及引信、炸药、发射药、光学仪器、及防毒面具等）。航空工业（歼击机、轻轰炸机、教练机、发动机、仪表等）。电子工业（电子管、磁控管、电阻电容、多种雷达、指挥仪、坦克台等）。船舶工业（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武昌造船厂、芜湖造船厂等）。参见陈夕：“１５６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党的文献》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３１页。）。
　  上述实际施工的１５０个项目及其配套项目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倚重沿海的状态，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具体表现为：
　  第一，形成了一批门类齐全、工业化急需的现代基础工业。
　  通过对能源工业这一现代工业基础的布局和建设，大大加强了东北作为能源基地的作用，同时为缺乏能源的其他地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通过对钢铁工业这一现代工业脊梁的布局和建设，整固了鞍山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而武钢和包钢两基地的建成，使中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分布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地区推进了一大步。通过对机器制造这一现代工业心脏的布局和建设，用于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得以较大提高。中国有了几十个过去没有、行业比较齐全的制造系统。
　  第二，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能力有了质的提高。
　  由于一系列大型工业项目，特别是一批新型的、现代化设备项目的建成，使中国工业生产技术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许多部门在生产工艺上广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跨越了近半个世纪，许多门类达到了国际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后期的发展水平。
　  第三，工业建设地区布局趋向合理。
　  针对旧中国工业设施不多且７０％以上畸形分布在东部沿海狭长地带的状况，李富春提出：“充分利用东北及上海工业基地与技术条件，发挥现有工业基地的作用，并积极着手建立新的工业基地，逐步改变我国工业目前的地区分布的某些不合理状态。”认为“目前我国工业和铁道，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这在国防上和经济上考虑，都是不合理的。为了逐步改变这种状况，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十分必要。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应进行华北、中南、西北地区的工业基地建设，沟通西南、西北、中原的铁路网，并大力勘察矿产资源，为长期建设准备条件。”①（《李富春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对我国援助问题的报告》（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７日），见《党的文献》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１８页。）根据这一思路，１５０个项目中的１０６个民用工业企业，部署在东北地区５０个、中部地区３２个；４４个国防企业，部署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３５个，其中有２１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８页。）
　  李富春还谈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必须具备下列先决条件：即资源的确切勘探；交通条件的准备；动力和燃料的供应；各种工业的配合和技术条件的准备。③（《李富春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对我国援助问题的报告》（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７日），见《党的文献》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１８页。）也就是说，要根据资源确定项目；要从国防安全考虑来安排项目的建设；立项要有利于改变落后地区的经济面貌。这样“１５６项工程”建设，不仅要考虑到国防安全，而且要考虑到经济因素；不仅要考虑到工业布局，而且要考虑到企业自身所要求的具体条件（如资源、人口、交通、土壤、水文、气象、地形、卫生、供水、排水、地震等）；不仅要考虑到本企业的生产情况和企业的今天，而且要考虑到与其他企业的协作和企业明天的发展远景等等。因此，当时我国对“１５６项工程”布局的考虑是综合的、审慎的，除个别项目外基本上是合理的，这在当时实属不易，对中国未来经济建设的布局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５６项工程”中的一个重点是建设国防工业。这对于迅速奠定中国国防工业的基础，独立自主地进行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实施过程中，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重大决策的相应改变，经验的不足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增多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建设中存在投资过多、标准过高、贪大求全的倾向。第二，项目结构的安排上，对农、轻、重比例的协调有待进一步合理化。第三，引进技术装备只限于苏联和东欧，没有也不可能引进欧美各国的先进技术，从而丧失了一些全方位学习世界先进经验的机会，走向了自我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