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１５６项工程”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苏关系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毛泽东同志为《新建设》杂志创刊号题词时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里的“不可避免”充分体现了文化基于经济这一不可分割的原始力量对社会发展的交替作用，其中包含的意蕴对中苏两国均是适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１５６项工程”的出台是中苏两国本源文化力内在共性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有合理的逻辑。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苏两国都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独特地传承和发展了本国的历史文化成果，从而建立了合乎本国国情的社会体系。新中国初创工业化之时，要实现所拟定的计划目标需要国外贷款、需要工业设备、需要生产技术、需要专业人才，在当时国际政治隔离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和其他诸多问题，社会主义新生儿——中国只有从苏联那里得到援助。为了实际落实“１５６项工程”建设项目，苏联派出一批又一批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以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创时的燃眉之急。①（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
１９５０年２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１６个苏联设计组。随后聘请了第二批３个苏联设计组。１９５１年聘请第三批２３个苏联设计组。根据中国公布的统计材料，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１０９３人。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８６—３８８页。而根据苏联公布的统计材料，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１２１０人。）
苏联政府还先后派出５个综合专家组（即黄河、汉水综合规划组；电气化组；黑色冶金与有色冶金组；机器制造工业组；造船工业组）帮助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此外，苏联还派遣一个森林航测组，帮助中国将内蒙、东北、西南的两千万公顷左右的林区航测清楚，并作出了开采的规划。还决定派遣２００名设计专家，５０名地质专家来华帮助进行设计和勘探，并帮助中国培训人员。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４页。）
“一五”期间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持续增长。据苏方统计，在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双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派遣了近５０００名专家。其中１９５４年９８３名，１９５５年９６３名；１９５６年１９３６名，１９５７年９５２名。到１９５６年，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高峰，为３１１３人，其中技术专家２２１３人，经济顾问１２３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４０３人，军事顾问和专家３７４人。①（参见１９５７年１月４日谢皮洛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沈志华的文章：《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的变化》，见《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３１页。）
苏联专家在“１５６项工程”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苏联专家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据统计，苏联方面关于修改“一五”计划草案的５９条意见中，有５２条是苏联在华顾问提出的。其次，中国很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倾注了苏联专家的心血和汗水。从选择厂址，进行设计，指导安装和开工运转，到新产品制造和检验，专家们都亲自参加，具体负责，认真指导。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做出贡献的事例不胜枚举。
苏联专家还帮助中国发展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大批管理和技术人才。为了配合工业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在苏联帮助下中国建立了２６所涉及炼钢、采矿和地质等各种专业的工程学院。院校内部按照苏联的做法，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规定教材和教科书。课程教学大纲、具体目标、学年或学期学习的种种细目等，都是仿效苏联制定的。许多学校直接使用大量的苏联教材，有些课程由苏联专家亲自讲授。当时在高等院校任教的苏联教师近６００人，俄语成为各个大学的必修课。到１９５６年，从俄文译成中文的教科书约有１４００种。同时，苏联专家通过讲授技术课、现场指导工作、翻译讲解文献资料等各种方式，向中国干部、工人传授知识和经验。在苏联援建的项目中，几乎每个厂的厂长、总工程师以及技术骨干都在苏联接受过专业培训。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领导人都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极为重视。苏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两国领导人直接进行交涉。当援助“１５６项工程”建设的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时，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专家到中国后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１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９—４０页。）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向李富春建议：“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行。”②（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９—４０页。）阿尔希波夫作为前后在华工作８年的苏联专家总顾问也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反复向苏联专家强调，你们最熟悉的事情在中国未必适用。最了解中国情况的是他们自己，必须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离开他们，苏联专家是无法开展工作的。可见，从苏联领导人的主导思想来说，并非要中国照搬苏联的一切。尽管在一些苏联专家的实际工作中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倡导“全面学习苏联”。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１日毛泽东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③毛泽东：《对杨成武关于苏联顾问可否参加部队党委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和对军委复电稿的修改》（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７日、１１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０７—６０８页。但在全国上下出现一种唯苏联专家之命是从，照搬苏联经验的现象后，１９５５年底，国务院提醒各部门，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要结合实际情况，对专家的建议应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加以执行。１９５６年２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８４页。）。
上述种种史实表明，“１５６项工程”如同一座桥梁，构建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兄弟关系的基础。就连西方学者对此也无不赞叹地评价道：“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不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外，中国看来已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②（Ｒ·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俄罗斯一些学者认为，该时期苏中关系在经济方面对苏联是不利的，是不等价的。因为苏联提供了，而且是无偿地提供了复杂的机器设备、工艺规程、内容丰富的科技资料，提供了其他科学集约化生产方式，派去了技术熟练的大量干部，还提供了许多其他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方面虽然自己也迫切需要的东西。中国主要以提供原料、粮食和轻工产品支付债务。对中国的这些援助占去了大部分财力和物力，这些财力和物力本来是可用于组织生产本国缺乏、又不可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③（Ａ．Ｍ．Ледовский：《СССР иСталинвсудьбах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и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участникасобытий：１９３７—１９５２．》Ｍ．：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мысли，１９９９．стр．１７４—１７５。）但斯大林当时的考虑是，要把苏中两国在世界政治领域中的战略伙伴关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应保持苏联在世界的领导作用，鼓励中国领导人使中国在亚洲地区国际关系问题上发挥作用，所以为此付出代价是符合上述目的的。何况新中国处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封锁之中，恢复、发展经济和保障国防所急需的援助，除了从自己的战略伙伴苏联得到外，不可能从任何其他地方得到。可见，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中蕴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的成分，同时“１５６项工程”的出台又是斯大林基于对国际局势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地缘政治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必然结果。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苏联所给予的巨大援助。周恩来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２日离开莫斯科时表示：“我们深信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将要日益发展，而且要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任何对于这样伟大友谊的挑拨和破坏，在中苏两国人民团结力量的打击之下，必将归于失败无疑。”①（《真理报》，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３日。）薄一波提到，“每当回顾‘１５６项工程’的建设，总是想到不要忘记斯大林，不要忘记苏联人民，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９页。）１９８１年３月，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专门提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１５６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照事情的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③（《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５８页。）
三、由“１５６项工程”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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