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从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互动发展的客观事实出发，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极为宝贵的对外开放思想。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宝库，是中国面向新世纪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南。　　　　　　　　　　　　　　　　　　　　　　　　　　　　　　　　　　　　　　　　　　　　  一
　  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位具有广阔的世界胸怀和强烈的开放意识的历史伟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观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即使以今日的眼光来衡量，也不失为真知灼见。
　  （一）早在“五四运动”前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时，作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热血青年，毛泽东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关心的是“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诸问题。他反对封闭的、落后的部落心态，主张采取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就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并说：“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页。）。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从事武装斗争。但是这种异常艰苦、几乎与世隔绝的农村战争环境并没有限制住毛泽东的国际视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中，作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郑重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０３页。）１９３６年深秋，当陕北苏区还是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时，在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更大胆预测：“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③（《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版，第１２５—１２７页。）。抗战胜利前夕的１９４４年７、８月间，在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人谈话时，毛泽东进一步就中国实现工业化以及战后与美国加强合作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相互关联的。它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①（《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载《党史通讯》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２１期合刊。）把外国资本的帮助作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毛泽东在对外开放和吸收利用外资问题上所作的深刻思考，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使毛泽东利用美国资本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主张难以实现。因此当时我国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把经济交往和外交战略的重点放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４９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１９５０年２月，中苏经过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经济技术合作的多个协定。整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从苏联共获得１４２７亿美元的贷款，用这些贷款先后引进了１５６项成套设备，建起了新中国工业经济的主干。
　  随着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当年４月，在《论十大关系》这篇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性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专列一章，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系统阐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１—１０５页。）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向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调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条件，标志着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三）毛泽东晚年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他自己提出的关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主张未能得到全面贯彻，这是令人遗憾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中期，经毛泽东批准，我国花了２８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为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７０年代初，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面前，又是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以中美关系改善为契机，逐步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自此结束。外部环境的改善，为我国抓住时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７３年初，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技术交流的请示报告》，要求从国外进口国家建设急需的成套技术设备（共需外汇４３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四三”方案从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引进了包括１３套化肥、４套化纤、３套石油化工、４３套综合采煤机组、３个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等一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对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文革”时期我国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毛泽东在其辉煌一生的最后岁月，在取得外交上的重大突破后对发展我国对外经贸交往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成为１９７８年后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先声。
　  （四）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但大力倡导对外开放，而且还为保证这一政策的正确实施确立了一系列基本方针。一是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学习外国，必须“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①（《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８３页。），要“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变成中国的”，“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为主”。他认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５２—７５３页。）。二是学创结合，立足赶超的方针。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发展、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反复阐明：“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③（《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６０页。。“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目的是“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５１页。）。那种只满足于简单地模仿外国的东西，“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⑤（《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４９页。）。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实行对外开放，必须以不依附于任何国际政治、经济势力为前提，更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①（《论新阶段》，见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５日第５７期《解放》周刊。）。１９５８年６月，毛泽东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又写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②（《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８０页。）四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的方针。毛泽东是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这在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他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外国的东西，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坚决反对要么肯定或否定一切，要么盲目排外或盲目崇外的极端倾向。他认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正确的做法是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有分析有批判地学”③（《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３页。），“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④（《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０７页。），使外国的先进文明成果真正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有益。
　  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上述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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