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带领党和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吸收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科学内核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对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所涉及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全面阐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
　  （一）邓小平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出发，深刻地阐述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当今世界竞争的焦点突出地集中在经济特别是科技实力的竞争上，而由科技进步导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使各国的交往手段越来越便捷，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泛，偌大的世界正逐渐变成人们可以来去自由的“地球村”。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①（《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７页。）邓小平在阐述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要性时，还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②（《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０页。）即使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各种原因，从１９５７年起我们也有２０多年时间基本上是在封闭状态下搞建设。成就有一些，但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闭关锁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认为，中国“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①（《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７４页。）与中国毗邻的亚洲“四小龙”，也在此期间通过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腾飞。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②（《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４页。）
　  （二）邓小平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出发，科学地规划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布局和国内布局。在国际布局上，由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所决定，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类型国家的全方位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做”③（《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９页。）。邓小平确立的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全方位开放思想是一个富有战略意义的思想。它不仅拓展了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空间和领域，有利于促进我国西北、东北以至西南各省区的对外经济发展，而且对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加强我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在国内布局上，由我国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决定，同时为了减少长期封闭乍然开放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和震荡，在邓小平的亲自决策和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实行的是由南到北、由东向西、由“点”到“线”到“面”、逐步深入、循序渐进的地域梯次推进战略。１９７９年，我国首先选择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打开对外开放突破口，形成对外开放的４个“点”；１９８４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又决定把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进一步向北延伸，开放大连、天津、上海等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形成由４个经济特区和１４个沿海开放城市组成的对外开放的一条“线”；１９８５年，根据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决定，进一步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的５９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使这些地区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前沿地带。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开辟，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由“线”推进到“面”，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至此，在我国东部地区初步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构成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邓小平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现状和现行国际惯例出发，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五种形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开展国际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发展国际旅游。其中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关于利用外资，邓小平指出，由于中国缺乏建设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因此吸收外国资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①（《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３４页。）关于发展对外贸易，邓小平不仅从中国的现实发展需要，而且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深刻阐述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４００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就能实现翻两番呀?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①（《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８９—９０页。）不实行开放政策，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就更困难。对怎样促进对外贸易发展问题，邓小平也作了思考，并提出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出口、加强对国际市场的调研等对策。关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办法，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世界各国后来不是也利用了嘛!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②（《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１页。）他强调，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可以使我们在更高的起点上前进，既节约时间，又节约经费，是我们尽快缩短与先进国家科技差距的捷径。
　  （四）邓小平从我国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明确提出了我国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③（《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９５页。）二是自力更生的原则。邓小平认为，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④（《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０５页。）。因此，把中国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外国身上，完全依赖于外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正确的选择是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辩证统一，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①（《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０５—４０６，１６８页。）。三是长期性的原则。邓小平强调，我国的“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政策。”“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②（《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９，１０３页。）四是平等互利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③（《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０页。）平等互利是以政治上平等和经济上等价为内容的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中国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理应倡导并坚持这一原则。五是利用与批判相结合的原则。对外开放犹如一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对此，邓小平强调：“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④（《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６８页。），要把借鉴利用和揭露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只有“两手都抓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五）从总体上看，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有三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战略性。从战略高度提出和分析问题，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始终坚持的方法论原则。这一点在前述邓小平关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必要性的论述中有鲜明的反映。第二，实践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试验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邓小平认为，不但兴办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而且“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①（《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３３页。）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对外开放实践在试验中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二是不搞无谓的争论，把实践作为检验对外开放工作得失的唯一标准。第三，创造性。创新品格、创造精神，是贯穿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一根红线。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中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思想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把对外开放提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基本点”之一的高度来认识；二是把引进和利用“外资”当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三是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建立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拓宽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奠定了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的规模不断扩大，程度逐步加深，开放与改革一道，共同构成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