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者，全局性谋划也。所谓对外战略（或称国际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实现对外目标的全局性谋划，是驾驭国际关系格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变化的一门艺术。
　  二战以后，国际格局为何物?概言之，就是东西方冷战的两极体制。其中又以美苏对抗为核心。其间５０年，世界风云变幻、分化组合，尤其是第三种力量的崛起，推动着世界向多极化演变，但直到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轰然崩塌之前，始终没有摆脱这种战后体制，没有走出冷战的阴影。
　  新中国建立肇始，正逢冷战对峙走向白热化之际。此后４０余年，中国始终面对着一个美苏对抗的国际环境。或者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或者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视，或者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中国的对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处理同美苏两国的关系。从１９４９年至８０年代末，中国领导人曾经有过４次对外战略的抉择和演变，这既是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作出的反应，也是对国际环境特定的主观判断的结果。其实质是利用国际矛盾、借重某种国际力量以保障我国的国家安全，谋求中国的国家利益，避免受制于美苏两大国的任何一方，在国际事务中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
　  （一）
　  ５０年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是“一边倒”，即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其实质是联苏抗美。这是毛泽东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作出的第一次对外战略抉择。
　  从理论上讲，我国建国之初的对外战略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事实上，中国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倒向美国?决不可能。能否像印度独立后宣称的那样奉行中立政策?国内外都有这种善意的建言。然而，事实上也不可能。中国与印度尽管都是新独立的落后大国，但两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有重大区别。印度可以相对置身于两强争夺之外，中国却不能。无论美国或苏联都不把印度的中立政策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中国若奉行此道，则将有腹背受敌的可能。既不能消除来自美国的威胁，又可能引起来自苏联的猜忌。新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需要寻求国际盟友，在国家重建和发展中，也需要寻求国际经济援助。在冷战对峙的环境中，这种支持和援助，惟有从苏联可以得到。
　  从实践上看，５０年代中苏结盟至少得到了两方面好处，一是安全上的，一是经济上的。１９５６年９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同年１２月，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说：“中国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①（《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７８—２７９页。）
　  还有一点也许被忽视，正是实行了“一边倒”方针，使建国之初我国在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切断旧的屈辱外交的脐带方面，获得了主动权，减少了外交纠葛。而且顺利地从苏联人手里收回了东北地区属于中国的各项主权利益。倘若不是中苏结盟，苏联能否如此痛快地放弃它在东北的权益，还当另说。
　  中国与东欧国家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但各自的地位是不同的。中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没有参加类似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集团。中国的外交一开始就坚持独立自主，国防和军事指挥权更不容他人染指。５０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石是巩固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但并不受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限制，而是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十分重视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特别是与邻近的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对西方阵营的国家也实行区别政策，争取在“和平”和“贸易”这两点上同西欧和日本建立某种统一战线。①（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周恩来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载《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８１页。）
　  当时中国外交在实行“一边倒”的同时，并不排除与美国建交的可能性，只是想把建交日期推后。然而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之间走上了严重对抗的道路，美国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变本加厉，中美建交成为不可能。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希望从英国开始改善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因为中美对抗，没有取得预期进展。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发出的同美国坐下来谈判的和解姿态，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谈是谈了，但当时的美国看不起中国，它可以与主要对手苏联讲“缓和”，而对中国的政策却十分僵硬。它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对中国构成包围之势。这迫使中国在５０年代后期采取了强硬的反美策略。５０年代中美尖锐对抗的局面，并不是建国前夕，中共宣布“一边倒”方针时所预期的。
　  任何结盟都不是无懈可击的。联盟内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联盟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别、矛盾和冲突，盟国之间经常存在的“被抛弃的恐惧”和“被拖下水的恐惧”，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外政策的分歧等都可能导致联盟的削弱和破裂。
　  中苏结盟也难以超脱这一规律。所不同的是，中苏结盟除了基于国家利益的共同点外，还以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为纽带。在国家关系之外还有党际关系，中苏两国领导人既是盟友又是同志。这种密切的关系似乎可以使结盟更加牢不可破，其实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一国的国内政局和内外政策的变动，都会波及他国。因此，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共同协商和协调行动的要求，形成了一个中心、一种战略、一种模式的普遍观念。然而，联盟越是强求一致就越容易走向瓦解。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是联盟的粘合剂而是腐蚀剂，任何分歧一旦变成“主义”之争，就难以弥合了。
　  ６０年代初，毛泽东确立了一条反对“帝、修、反”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其核心是同时反对“美帝”和“苏修”。这是对６０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全面恶化作出的激烈反应。
　  ６０年代，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是中苏分裂、中美对抗、中印交恶。当时的判断是：“帝、修、反”掀起了反华大合唱。
　  中苏分裂已不可挽回。中苏之间的分歧，基于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关于前者，在中苏结盟的主要基石——反抗美国——问题上发生了策略上的分歧。苏联致力于美苏缓和，它与美国讨价还价的主要资本就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因而它容不得不同意见，采用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于中国炮击金门、中印边境冲突、发展核武器等主权范围内的事，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和遏制。中国从对本国国际环境的认识出发，坚持不妥协地反美斗争方针，认为苏联越过中国同美国搞缓和是谋求美苏共管，损害中国乃至世界革命的利益，尤其对苏联企图压服中国感到屈辱，奋起斗争。关于后者，在世界形势、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上发生了原则分歧。中国视苏联为“修正主义”；苏联指斥中国为“教条主义”。双方似乎都在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和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事实上，意识形态之争背后都隐含着国家利益的冲突。所有源于国家利益的矛盾都被披上了意识形态外衣。在国际共运传统中，“修正主义”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
　  对６０年代的中苏分裂，邓小平２０多年后已作过结论。１９８０年５月，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原则。”①《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１８—３１９页。１９８９年５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对于他自己参与其事的中苏大论战，他评价说：“经过２０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他又说：“从６０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②《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９１页。
　  中苏分裂，本来为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自５０年代以来美国追求的对外目标之一就是离间中苏。然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尖锐对峙的集团政治的存在，已使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十分僵化和失去选择性。对中苏分裂的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注意到，但美国政府得出的政策结论是：拉苏联来对抗中国。在美国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更加不守规矩，中国是“好战的、侵略性的国家”。从遏制中国的“扩张”，防止多米诺骨牌倒塌的错误判断出发，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中美之间在印度支那方向再次走到战争的边缘，中美缓和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
　  毛泽东提出“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还有更深的理论依据。首先，他认为，在美苏之间，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一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①（１９６３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０６—５０７页。）这两部分国家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并日益发展为与美苏相抗衡的独立力量。这正为中国寻求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其次，美苏两国既强又弱。美国是最强的，又是最弱的。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动弹不得，并不可怕。苏联的日子也不好过。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行不通。②（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毛泽东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１３—５１７页。）其三，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虽然出现了“帝、修、反”反华大合唱，但真正反华的是他们的统治阶级，只占人口的１０％。９０％的各国人民包括美、苏、印等国人民是不反华的。因此，中国并不孤立。③（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的批示，《毛泽东内部文稿》第９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３页。）
　  在“反帝反修”战略指导下，中国在两个领域拓展了外交空间。

　  一是加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继续稳定四邻，解决了同周边国家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打开了在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外交局面。从１９６０年７月到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中国先后同２３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６０年代中国的第三世界外交经受住了“文革”动乱的考验。正是这一外交方针的实行，推动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进程。
　  二是推动中国在第二个“中间地带”寻找同盟军。中国通过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加强了与日本的接触；支持西欧联合自强的趋势，尤其支持戴高乐的法国政府的独立倾向，从而使中法建交，在中国与西欧的冷战屏障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毛泽东的性格是不怕鬼、不信邪，压力越大，反抗越强。他指导下的中国外交锻造了６０年代中国外交不畏强暴、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形象，加上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独立斗争的始终不渝的支持，赢得了许多国家尤其是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敬佩。中国打破美苏的核垄断政策，独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迅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存在，考虑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从此后的形势发展看，中苏两党分家，对于中国的独立发展并非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与５０年代初不同，中国６０年代的对外战略不能认为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其中也折射了日益升级的“左”倾错误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反映在中苏论战中中方发表的系统观点之中。６０年代初，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向中央领导人进言，主张调整中国的对外策略，缓和紧张局面。认为，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强调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不要过分突出强调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忽视世界和平运动的意义；在国际斗争中应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不能一斗到底；避免把美帝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要设法打开中印关系的僵局；对外援助应量力而行，不乱开支票。①（张香山：《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载《党的文献》１９８８年第５期，第４３—４６页。）王稼祥的进言是策略性的。其要旨正如他所说的，是要谋求和平和有利环境，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国内建设。但他的建议遭到否定，随后又作为“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纲领被批判。
　  中国对外战略中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因素在这一时期逐步上升，即存在一个世界革命的长远目标。当时，我国一面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估计过重，一面对世界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在中国承担的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义务中，既有反帝反殖的内容，也有世界革命的内容。
　  不过中国遵守了一条戒律：革命不能输出。支持主要是道义上的。只要不危及中国安全，就不出兵。中国的言词虽然激烈，行动则较为谨慎。１９６５年１月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①（《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５８页。）即便如此，过激的意识形态仍然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余地。对世界革命的过分强调，在一些已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引起了猜忌。而在“文革”中唯我独尊，“以苏划线”的做法，也使中国失去了结交更多的朋友的机会。到６０年代末，中国真正面临了来自美国和苏联两方面的战争威胁。美苏两国先后都动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念头。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