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是“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实质是联美抗苏。这次战略调整具有实质意义。如果把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视为过渡性选择的话,那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到70年代的联美抗苏,正好来了一个颠倒。这是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选择。
60年代末,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实力由顶峰走向衰落,迫使它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采取收缩政策,有退出越南的打算。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减少。苏联则相反。它趁美国深陷越战的机会,发动攻势,加紧扩张军备。美苏全球争夺中渐显苏攻美守的态势。对中国,自60年代后期起,尤其从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以后,苏联不断增兵边境,陈兵百万,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现实威胁。中国确认,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要改变安全环境,除加强备战外,在当时,突破口只能是缓和中美关系。
美国尼克松政府终于从中苏分歧中看到了自身利益之所在,认识到中国作为一支独立力量不可忽视,希望通过中美和解帮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撤退,同时利用中苏分歧,取得美国在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基辛格的均势战略理论支配了美国对苏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解冻正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契合的结果。
毛泽东“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反对霸权主义又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及其指导思想——“三个世界”理论,不仅是他对国际战略力量的重新配置,而且表明他观察世界的基点已发生重大改变,意识形态考虑退居次要地位,国家利益首先是国家安全利益居于首位。这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让步。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的阶级分析法,联美抗苏更是超越了意识形态。
不管联美抗苏“一条线”战略是否就真的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这一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外交的最大收获是,使中国对外关系在7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首先,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中美之间“20年交恶”的局面。虽然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有些犹豫,但最终由于对苏联扩张的共同担心和遏制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推动了美国政府下决心接受了与中方的建交原则。中美正式建交并且随之形成了一种不是正式结盟的战略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解冻,直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同西欧各国关系的全面突破。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原来与美国有条约关系、或与西方有历史渊源、或接受美国援助、或受到美国压力、或对中国有猜疑的一些国家,排除了障碍,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7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从1970年至1980年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56个猛增到124个,遍及全球各大洲。同时期,中国进入联合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排斥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的局面最终被打破了,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里就已经打开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可谓妙棋一着,全盘皆活。
然而,中苏双方都为采取尖锐对抗的方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时中国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估计过于严重,以至把国内工作推向了备战轨道,精神上处于临战状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方针使我国保持了很高的战备水平,军队数量达500~600万之众,国防预算占财政支出的1/4,耽误了历史发展的机会。在全球推行“一条线”和“一大片”反苏统一战线战略也遇到了不少困难。虽然对苏联的共同担心促使中美两国走到了一起,但恰恰在如何对付苏联问题上,中美有战略分歧,中国关心的是国家安全,主张与美联合抗苏。美国关心的则是全球均势,与苏联既争夺又合作,在与苏联的讨价还价中玩“中国牌”,热衷于“缓和”。中国希望联合西欧抗苏。西欧虽有借重中国之意,但不愿走得太远而得罪苏联,总想把“祸水东引”,自己则偏安自保。中国从战争迫在眉睫的估计出发,对于裁军、对于美苏缓和、对于“欧安会”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是绥靖政策,是战争烟幕弹。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美、欧以牺牲中国利益与苏联做交易以及以缓和掩盖战争危险的担心。
中国宣布自己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外来干涉,维护民族独立,支持它们向发达国家争取平等的经济秩序而斗争的立场,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誉。唯独在联美反苏这一点上,不被第三世界理解,实行中遇到了困难。因为第三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对苏联有好感。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一些原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主要在非洲)与中国疏远了,倒向了苏联。第三世界并不是一个利益和意志完全趋同的国家集团。他们面对的环境和对手各不相同。把如此众多和复杂的“一大片”国家纳入反苏统一战线之内是不现实的。70年代末,面对苏联的逼人攻势,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一度放在同美、日、欧建立某种战略合作关系上,这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产生了误解,认为中国转向美国,转向第二世界了。这当然是误会。但也说明,与某个超级大国关系过于密切,就会削弱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自主行事的能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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