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先后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大陆解放指日可待。在此伟大历史变革的前夜，制定和宣布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成为中共中央亟待解决的重大事宜。是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方针，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原则框架。
　  如果对上述三项方针进行分析就会看到，“一边倒”无疑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方针。它的正式表述，是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0页。）
　  多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对“一边倒”方针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②（对“一边倒”的传统评价是：“站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必须采取的方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有的学者称它是外交战略，“奠定了大约十年中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41页)有人认为“一边倒”致使新中国“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与经验”；有人则干脆指出，它“导致了新中国的闭关自守，在经济上阻碍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0页)。）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由于“一边倒”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如它的确立与实施，就涉及建国前夕的国际形势，中共与苏、美两大国的关系，50年代新中国外交格局的确立，以及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国防安全等诸多领域，因此仍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就其形成而言，至少就应包括战后国际关系、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经济建设等三方面的内容。
　  本文想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入手，对“一边倒”的形成作一简略的回顾和评论。

　  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