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战胜利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２０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因此，我们在分析“一边倒”时，自然不可脱开这两个大国。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中共立刻就面临如何对待美苏这样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在美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出现冷战局面，以至形成了两大对抗阵营之后，采取何种应对方针成为中共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一开始，中共曾设想在美苏之间搞平衡，即与这两个大国都保持友好关系。正如毛泽东1944年6月与抵达延安的中外记者团的美国记者史坦因所讲，中国与美苏应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非常重视对美英的统战工作。希望在抗日战争中与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发展关系。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并不重视我党的力量，只把国民党视为抗战的主力。直到1944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出现转机，派遣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尽管观察组成员级别不高，但毕竟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与我党建立的官方关系。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夕，适逢美国国庆，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的社论，指出美国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观察组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其他领导同志多次与观察组成员谈话，直接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对我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有更深入的了解，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事业。毛泽东这个时期与谢伟思的谈话表达了中共对美关系的长远设想。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战后，中共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战后的最大需求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在谈话中，毛泽东也直率地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批评美国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政策，并警告说这将促使蒋选择内战道路。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内战爆发，中共对美的总政策是促其“中立”。毛泽东、周恩来在与赫尔利和马歇尔的谈判、调处过程中，都贯彻了这一政策。1945年11月28日的《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须联上共。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55—456页。）
　  “中立”美国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美国虽然一直积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却并没有直接出兵参战，大大减轻了我军的压力。但是，正如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所担心的那样，美国片面援蒋，造成了中国国内的局势日益恶化。美国动用飞机和军舰，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运至东北和华北；一再延长对蒋的租借援助，至1946年6月援助额已达781亿美元，并用这笔钱装备了蒋20多个陆军师、八、九个航空大队，还为蒋培训了大批海、空军人员。1946年5月苏军撤出东北，中国战区正式撤销之后，大批美军仍留驻华北，帮助蒋军把守要冲；同时还设立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直接参加中国内战。③（参见《战后中共关系走向1945—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页。）
　  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利令智昏，最终挑起了内战。
　  随着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打内战的政策日益暴露，中共不断修正自己的对美方针。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陆定一执笔撰写的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对中共与美国以往的关系作了总结。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只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有广泛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至此，中共便明白了在马歇尔“来华之前，他已和杜鲁门定下了一张底牌，即如果蒋介石不顾美国政府反对顽固地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还得支持他。”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8—439页。）
　  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中尖锐指出：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②（同上，第439—440页。）
　  1946年11月蒋政府与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商约)。这个条约以及其他一些协定的签订，表明战后蒋介石与美国政府形成的反苏反共的特殊关系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国民党一头扎进了美国的怀抱，首先实行了“一边倒”。这是国民党靠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取悦美国而换来的。至此，中共已彻底地认识了美国的全球利益与中国革命是不相容的，毅然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