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国防工业已经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科研、试验、生产体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除少数尚需进口外，已经立足国内生产，基本实现了国产制式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采取各种形式，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使尖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常规武器装备开始转向自行研制。到1970年底，仅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就已发展到共有工厂896个(其中有当时在建的223个)，职工140多万人，能够成批生产现代水平的飞机、导弹、舰艇、坦克、火炮、枪支、弹药、雷达和各种通信设备。但是，“文化大革命”对国防工业的破坏十分严重：规章制遭到破坏，许多专家、领导遭受迫害，军工产品质量低、数量少，因此直接影响部队训练和作战。“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指定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协助周恩来领导国防工业的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学术界对这一历史过程尚缺乏研究。本文仅对“九一三”事件后至1974年期间的国防工业整顿作一点探讨。
一、国防工业的严重局面
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时，已经进行了5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全面性的破坏，对国防工业的破坏也十分严重。
一是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严重。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经过购买、仿制、研制等阶段，已有很大发展。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少产品不但未提高质量，反而有所下降。至1972年3月4日，有几百架飞机不能交付出厂，上万具四火箭筒不能使用，几×万支步枪不合格。大量飞机、舰艇因质量问题不能使用，一直停在码头，不能出航。尽管如此，由于缺乏监督，工厂依然在生产。
产品质量低劣，严重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训练。1971年我军补充战斗飞机275架，1972年１—１０月就坠毁52架，占补充数的１／５。当然，事故原因，有质量方面的，也有训练方面的。
军工产品质量差，还影响了产品的配套。由于飞机和舰艇的一些主、配件不过关，影响了最后组装；由于特装牵引车的主、配件达不到设计能力要求，只好放弃装配，只能从外国进口；由于工程装备质量差，影响配套使用，不能满足野战工程保障的需要；由于团以下武器及其他轻小型装备质量差，影响配套，不能适应扩建部队的所需。此外，由于某些产品不合格，导致装备不配套，影响了战略和援外任务的完成。
影响质量的主要原因是取消了定型制度。建立定型机构，确定武器装备的定型生产，是国防工业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六十年代前期，中国国防工业就已形成了定型制度，建立了定型机构，促进了科研、生产的良好发展。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定型制度作为管、卡、压的罪魁祸首被打入冷宫，遭到废弛。
影响军工产品质量的另一个原因是：不顾国家经济能力，片面追求大计划、高指标，既冲击国民经济发展，也干扰了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国防科研、生产第四个“五年计划”（１９７１—１９７５）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下制订的。该计划提出，要在1975年达到年产飞机3000架、舰艇15万吨，坦克5000辆、炸药50万吨、常规兵器和通信设备达到装备500个师。根据这个要求，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在5年内需要新建748个工厂，新增设备189万台，需要投资210亿元。至1972年3月，已展开的项目共223个。其中1970、1971年新开项目就有113项。预计这批建设项目到1975年才能全部完成，投资约需60亿元。由于生产能力较低，为完成生产计划，对质量有很大的忽视。1973年一二月份仅完成年计划的118%。即使如此，很多产品还不合格。
二是管理体制混乱。1969年12月成立的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简称中央军委国防工办)下设航空、电子、兵器、造船4个小组，分别领导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国防工业部)及兵器、航空、舰艇、电子等研究院和相应的试验基地和高校。领导小组长分别由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兼任。中央军委国防工办是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1971年4月12日，中共中央第29号文件批转了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关于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报告》，确定国防工业管理体制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军队为主，中央、大军区、省(市、自治区)三级管理的原则。根据这些规定，中央一级领导机关不变，即仍然设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属航空、电子、兵器、造船等4个小组以及相对应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以上5个小组之下，均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关。大军区设国防工业办公室。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领导下设国防工业办公室，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既是革命委员会也是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管理国防工业的领导机关，编制列入军队的序列。此外，中共中央还将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划归国防科委管理。
上述体制存在许多弊端：（１）管理多头、重叠，机构臃肿。同此前相比，国防工业管理机构“增加了一倍”，而效率却并未提高。其中，尤其以中央一级最为明显。航空、电子、兵器、造船等4个领导小组之下的4个办公室不是在那里平衡方针、政策，而只能起一个工厂的调度作用。各军区的国防工办和航空工业办公室什么都管，什么也管不了。（２）各自为政，条块分割，造成极大浪费。科研院所、工厂、实验基地、使用部队脱离。有的自成体系，造成效率低，浪费大。（３）科研、生产没有统一标准，产品不配套。在科研、生产中，对同类零配件应该有统一标准，使其具有通用性。而当时的管理体制破坏了部门之间的专业分工和正常协作关系，使产品使用局限性很大。
1970年6月，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它们所属的研究院、所和工厂的领导班子也陆续建立，军管随之结束，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领导班子的瘫痪状态。但是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主管国防工业的各机械工业部到各工厂和科研院所，派性都十分严重。尽管各级单位都成立了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以及革命委员会，但领导班子软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第七机械工业部当时是闻名全国的“老大难”单位。同第七机械工业部相似，主管无线电工业的第四机械工业部、主管航空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派性斗争也比较严重。
二、国防工业的初步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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