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末，新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曾经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全国性战备活动，史称“全国大备战”。这次战备，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指导方针，整个国家建设以“准备打仗”为中心。从６０年代中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开始①（尽管“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全国性的战备早在1965年就已经全面铺开了。），直到1985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再次回归至和平建设轨道结束。其间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更使这次战备活动在共和国历史上显示出特殊的复杂性。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评述，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普遍的观点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对战争危险估计过高，把战备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有少数学者对其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当时国际环境确实严峻；党中央作出这样的决策无可厚非。不了解历史，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认识。“历史学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借助于翔实的史料，对具体历史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揭示出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俾能成为借鉴。”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从中应该汲取那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深究。
　  一、全国大备战决策的出台，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的必然反应
　  战争准备，是遏制和打赢战争必不可少的精神和物质基础。国家是否要进行战争准备，投入多大的人力和物力，最根本的依据是对战争与和平发展趋势的分析，对战争威胁的判断，对于现状和未来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而这些分析和判断的基本依据就是国际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全国大备战的起因，最根本的还是国家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战争威胁的客观存在。
　  （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国家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战争危险客观存在，要求新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强反侵略战争准备
　  自６０年代起，新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围堵，腹背受敌，周边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美帝国主义加速了对新中国实施战略包围的进程。在东面，大力支持台湾当局加紧对我东南沿海的武装袭扰和破坏，美国第七舰队和驻日、菲等国及台湾的美军，每年都要在太平洋上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明目张胆地向我炫耀武力；在西面，明里暗里地支持印度当局继续与我为敌，使我西部、西南部边疆处于侵略战争威胁之中；在南面，制造“北部湾事件”，扩大侵越战争，将战火引至中越边境，并经常派飞机入侵中国领空。中苏友好关系自50年代末出现裂痕后，从1964年起，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多次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1966年2月，苏蒙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军事力量加紧向中蒙边境推进，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将战略武器对准中国。此后苏联不断加大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威胁。仅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陆续增加到40多个师。
　  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毛泽东、中央军委改变了自5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逐渐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强调准备应付世界大战。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明确指出：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4日，中央军委在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1965年制订的我国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突出了战备工作的重要地位。从此，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大战备拉开帷幕。
　  １９６９年３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在此前后，苏联先后派出20多个军事代表团，到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活动，企图组织针对中国的所谓东南亚国家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加上当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更加坚定了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并认为“世界大战可能提前到来”。1969年4月，“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了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之中，成为全党、全国、全军一切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此后全国进入临战状态，全民开始搞备战。
　  对战争威胁的判断是决定战争准备的根本依据。因此，关于党中央是否对当时形势判断过于严重，是目前学术界对全国大备战认识分歧的焦点之一。笔者以为，当时战争危险客观存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客观的。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历史的发展——世界大战并没有打起来——就由此断定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当时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开展全国大备战是错误和不适当的。就如同我们不能因为军队没有打仗，就怀疑军队的存在价值。历史发展是动态的，历史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历史的认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不能依照历史发展的结果以及现在的认识水平去苛求前人。
　  历经戎马倥偬的新中国领导人，向来重视战争准备。在战争年代，“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战”是最基本的作战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复杂多变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始终把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是毛泽东战备思想的一贯原则。开展全国大备战，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战争威胁，保卫国家安全的必然反应。全国大备战决策本身的正确性不容置疑。

　  （二）当时人们对未来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我们现实的差距，客观上规定了战备工作的规模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