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历史考察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历史考察——以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为视角陈东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建设区域重点出现过由东向西的三次转换。第一次是一五计划中的西北建设，第二次是三五、四五计划的三线建设，第三次是当前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东西部并重）。通过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三次转换虽然发生在不同时期，但都反映了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把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紧密结合的重要战略思想。虽然在某个历史时期确实存在对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的认识，但这并不是作出决策的主要因素。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有的同志认为，“和平与发展，在二战和中国革命胜利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主旋律”，“尽管我国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打算对他国发动战争，却对别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和‘亡我之心’作出了过高的估计”。“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①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载《百年潮》1999年3期，第38、39页。世界“从五十年代开始进入和平与发展年代”，“日本、西欧以及后来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适应这个时代主题转换，取得快速发展与长足进步”，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未能就时代主题提出新理论”，“却坚持战争与革命的发展模式和国际战略”。“耽误了三十年。这是毛泽东的最大错误”。②李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8页。具体地说，这些批评主要针对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三线建设，“有的同志说过，三线建设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建设’。”“有的同志还曾说过，三线建设投资效益低下，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③转引自林凌：《西部大开发的内涵与方式》，载《新华文摘》2000年5期，第46页。在当前的西部大开发热潮中，有不少同志将三线建设当作反面教训。因此，究竟三线建设是客观需要还是主观错误的产物？当前西部开发还有没有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就成为国史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与防御重点的转换在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世界一直处于“陆权”时代，即是说人类尚不能驾驭海洋，陆地交通是主要方式，占有陆地作战的兵力、地形优势，就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中国的西北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在北宋以前一直是经济中心区。但因中亚地区草原游牧民族具有骑兵的优势，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危险大多来自西部和北部，经济中心区域总的趋势是由西北向东南迁移。如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北宋→南宋，防御战略基本是重西北、轻东南。在东部，由于浩瀚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再加上海运的兴起、气候的变迁，明清时期东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取代了北宋以前的西中部经济中心区。18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使世界进入“海权”时代。拥有强大的舰队的国家可以不受地理环境制约，直捣不相邻的沿海国家。海洋逐步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主要交通方式。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的远洋舰队扩张到了中国的东部沿海。从此中国东部广袤的海岸线成为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主要撕裂口，海上的威胁接踵而来，先后爆发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从十八世纪70年代，清朝廷开始了“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偏重“海防”，认为来自东部的入侵是心腹之患，有攻占京师、颠覆清王朝的危险。左宗棠、王文韶偏重“塞防”，认为来自东部沿海的威胁可以通过签订条约求得保全，而西部被割去大片领土是实际的损害，因此力主西征。其后又发生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迁的中央政权。血的教训使近代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几千年抵御外敌的方向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性的置换——昔日宁静的海疆今日已经成为向世界开放的喧闹通道；背靠大海屏障的东部已经成为向强敌袒露的柔软腹部。从现代地缘防御战略观念来看，战略专家认为，根据地理、资源、面积、人口、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世界可以分为两大主要国际通道系统，一是以铁路为主从西欧、东欧至中东、东亚的大陆系统，一是以航海为主连接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海洋系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200余场局部战争中的半数国际战争，主要出现在这两大通道的交汇点和关键点上。中国东部正处于两大通道的交汇点，具有从两大通道寻求经济发展的优势，但也容易遭受来自两大通道的威胁。从国土形状来看，世界上国家分为分散型如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易于各个击破；狭长型如南北绵延的朝鲜、越南，易于被割裂；中国属于均衡型，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因此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留下的《总理遗教》中还念念不忘地说：“中国的国都，须建在兰州。”从自然地形来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侵入中国内地。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不利于踞守。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周边关系来看，东部有美国驻军的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南部有美国控制的东南亚国家。这些都对我国构成了直接威胁。只有北越形成了中国南部的一道外围屏障，使中国的后方地区可以再向西南扩大到四川盆地。然而，中国经济最发达富庶的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偏偏又大多分布在东部海岸沿线，中国的工业设施7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没有一个可靠的西部后方。这种矛盾引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如何把国家安危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战略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上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支持台湾割据及对中国实行军事封锁，新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制定了以东南为主要防御方向的战略，得到中央批准。当时因为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一五计划接受苏联大规模经济援助，中国实际上是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当时中国把建设重心放在东北、西北、华北地区，飞机、导弹、核武器等许多战略工业基地也建设在与苏联、蒙古邻近地区，没有完全从中国独立的战略防御角度考虑后方问题。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提出了“北顶南放”的防御方针，即以敌人从东部入侵作为防御方向，以上海为界，以南的东部地区放敌人进来，打运动战；以北的东部地区坚守。这是出于北部有主要的工业基地及重要中心城市，又有苏联作为可靠依托的考虑。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交恶，西北、东北边境形势开始紧张。而东南部美国的半月形包围也并没有任何松动。在这种情况下，1964年6月毛泽东改变了“北顶南放”的方针，制定了“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方针，将经济建设中心向西部转移，建设西部后方。这一方针立足于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特点，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经验教训，适应和利用了中国周边关系，第一次确立了以东西方划分前后方的国防战略。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具有长期稳定性，因而这一战略对于中国国防有深远的、持续的历史意义。1985年，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较大变化，提出了“东西南北”战略。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这一论断抓住了当时的国际发展趋势。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由于战场上的失败和国内反战运动高涨，喘息未定，无力在短时间内再发动新的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苏联1979年出兵阿富汗后，也长时期陷入泥淖，不能自拔。美苏都不可能再以战争改变势力范围。因此，世界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中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已经建立起巩固战略后方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建设重心放到东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一时期，表面上看西部后方的作用不再明显，但是正是前三个五年计划把50%以上的投资放到西部地区，完成了建立后方的伟大战略任务，才使中国此后能够顺理成章地缩减军备开支，集中投资东部地区，全力发展经济。同时，又正因为中国有了这样一个可靠的后方基地，起到了保险作用，才能够有恃无恐地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二、严峻的国际形势是建设重点西移的
主要原因三线建设究竟有没有必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先要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我国有没有遭受敌人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如果有，这种战备决策就是必要的，至于战备搞到什么程度合适，是次要问题。如果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三线建设的决策就是无的放矢，至少在当时国力状况下是超前的。多年来由于国内外档案尚未解密，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争论不休，一直没有确凿的事实。认为没有必要的一方，多从日后入侵战争并未发生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认为有必要的一方，也多用当时的越南战争及美国对中国的敌视言论来论证，缺乏具体的资料。随着1994年美国一批档案期满30年销密、苏联解体后机密档案的外传，及中国档案的逐步披露，历史逐渐形成了轮廓——1964年前后，美国确实制订了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1969年苏共政治局中确实存在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三线建设形成的两次高潮，都是由此而来。（一）美国的军事袭击威胁是三线建设决策和第一次高潮产生的主要原因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强调要利用和平时期加强东部建设。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是什么原因又使毛泽东把西部国防工业放在第一位了呢？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调查研究后写出一份报告。5月9日报罗瑞卿，罗又分别报送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报告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还相当严重。（一）工业过于集中。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６０％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５０％的化学工业和５２％的国防工业。（二）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时遭到破坏。（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被破坏后，北京市及周围广大地区将遭洪水冲击，危及天津……。①《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那么，当时有没有受到敌人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呢？让我们看看中国大陆周边的形势：在美国大力加强军事援助和美国政府内一部分人的怂恿下，台湾蒋介石政权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从1962年到1965年向大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五次派出40股武装特务登陆进行骚扰活动。美国当时在台湾海峡和中国周边进行了多次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61年9月，美国进行了代号为“高跟I”的大型核战争演习。这次演习的假想是：美军第七舰队的攻击机和导弹潜艇发射导弹，猛烈袭击中国机场、基地、桥梁和通信设备。轰炸持续四天后，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北部和中国领土。1962年9月，美国又进行了出动全球美军的代号“高跟II”核战争演习。其假想是：由朝鲜战争引发亚洲战争，随即扩大到欧洲，并且由常规战争扩大为核战争。最后驻台美军对中国大陆实施核袭击，美军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1968年10月，美军又指挥了代号为“高跟68”的核战争演习，同样以中国为假想敌。1970年3月，美军又指挥了代号为“马球帽”的核战争演习，设想中国对美国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了核反击，美军以“北极星”潜艇核导弹进行第二轮攻击，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如果说在中国东面还是演习的话，在南面则是真刀真枪的战争。1962年，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由美国出钱出物支持南越当局发展到直接派出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入侵越南。1964年8月，美国又制造“北部湾”事件，悍然对越南北方进行了大规模持续轰炸。1965年2月，美国正式向越南南方派出地面作战部队，陆续增加到几十万人。美国有人还制造舆论说：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中国东北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将实施“穷追”，不承认“任何武器限制”。这些话的潜台词是，美国将可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并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中国又面临着与朝鲜战争前期相似的威胁。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对我国不仅是搞假想敌演习，不仅是在我境外发动侵略战争。1994年尘封的一批机密档案解密，证实1964年之前美国确实制订了对中国境内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这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访美学者李向前写的《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密》文章认为：“至今读来，仍令人触目惊心。”①李向前：《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密》，载《百年潮》2001年第8期。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1960年底，美国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在1962年提供钚。此后，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对如何遏制中国的核计划，绞尽脑汁，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讨论。1963年2月，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3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他们对此十分惊恐。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直接计划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间接方案包括利用外交和宣传攻势，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逼迫中国停止核计划。不久，肯尼迪派无任所大使哈里曼出使苏联，要他向赫鲁晓夫试探“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为此不惜在其他方面向苏联让步。但苏联没有同意。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的核设施问题。蒋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9月11日蒋经国与肯尼迪长时间会晤，最后双方商定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袭击的具体问题。蒋走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应邦迪之请，拟订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11月22日肯尼迪被刺身亡，继任总统约翰逊为了赢得大选的胜利，暂时把袭击中国的方案放到了一边。1964年4月14日，美国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ＧＷ拉斯詹斯1964年12月14日的一份绝密评论报告①［美］沙恩·马多克编：《美国摧毁中国核设施的计划：新的档案证据》，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5期。中可以得知约翰逊报告要点有：1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２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３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点已被否定。４空投［一些词语被删］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１００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在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1964年9月15日，当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约翰逊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及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总统星期四聚餐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在9月17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亨利·洛温提出对中国两个关键的核设施进行非核空中打击，并认为苏联私下会赞成的。但是遭到了其他成员的反对。10月，美国给台北拍的一份电报声称，由于“美国大选在这个月内进行”，轰炸罗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于是，伸向袭击中国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时光流逝过去30多年后，我们看到这些尚未完全披露全貌的形形色色袭击计划，确实触目惊心。一些偶然因素起到了作用：如果倾向主张袭击的肯尼迪没有突然被刺，如果苏联默许了美国的试探，如果蒋介石擅自进攻而把美国拖下水，那么这种袭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人认为，美国的这些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离付诸实施还有很大距离，还要受到国会等各级机构的制约，而且，毕竟是对中国核设施的小规模袭击而不是战争计划。应该说，当然不能把美国的这些计划就视为即将执行。但是，在美国直接出兵越南战争，中国已派出地面部队参战的情况下，距离美国决策者认为可以发动袭击的“军事敌对”条件也确实只差一步之遥了。其次，尽管美国的计划只是对中国内地核设施的突然袭击，但是这种袭击毫无疑问是一种战争入侵，必然要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和反击，极有可能扩大为中美全面战争。还有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当时未必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因此三线建设的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档案证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当时的活动，确实有一定的察觉，已经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高层最后讨论要不要对中国核基地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贺龙、李富春、罗瑞卿、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等15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分析了严峻的国际形势后，有人提出在1970年三线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和中央定夺。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介绍了罗瑞卿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时间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正是在美国袭击的威胁下，1964年6月至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改变了原来三五计划抓吃穿用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在西部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的决策，进行了第一次建设高潮。（二）苏联的军事袭击威胁是三线建设出现第二次高潮的主要原因从1960年起中国一再向苏联提议就两国边界问题举行谈判，苏联方面多次予以拒绝，直到1963年才同意磋商。1964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发表谈话说，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暗示，它有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此后几年中，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占苏联总数1/3的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1968年1月，配有导弹和坦克的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还配备了能进行战略核攻击的远程轰炸机50架和中程轰炸机400多架。苏联海军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夹击中国。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与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谈话时说：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基地，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我们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但他也认为这只是一种危险趋势，还不是现实。1968年8月21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赤裸裸的侵略行为震惊了世界。10月10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话时说：这个捷克事件可是教训大呢！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它一定就不能侵犯别个国家了吗？刚过了半年，1969年３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联军队出动坦克、装甲车，在大炮、飞机掩护下，向珍宝岛发起数次进攻。中国边防军民用劣势武器将入侵者全部打退。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８月１３日，苏联军队为了报复，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攻击中国边防巡逻队。被围的三十多名中国边防战士英勇抵抗，全部牺牲。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又企图对我国使用核武器手段，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进行了研究。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对中国实行原子弹进攻政策，提出“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另外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像美国在越南一样，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科回忆①［俄］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格列奇科的好战立场是以下列假想为依据的：当时美国公开敌视中国，不会积极地反对苏联的惩罚性行动，而会把它“吞下去”。于是决定通过各条渠道伸出触角来测定这种想法。由外交部、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局探听华盛顿对一场核打击可能作出什么反应。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奉命非正式地向美国中级官员进行了了解。但是多勃雷宁大使的报告作出了清醒的估计：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他的结论是这将冒苏美对峙的风险。８月２７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已经向东欧国家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①［俄］贡恰罗夫、乌索夫：《我们为何没有按下红色按钮——１９６９年苏中危机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共青团真理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６日。９月１６日，有苏联高层背景、常作为其代言人的西方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并且在中国筹备建立能邀请苏联来“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可供选择的领导班子的计划。这种赤裸裸的核威胁激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战备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９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庆口号，毛泽东亲自增加了一条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开始紧急疏散人口，中央领导人也疏散到南方一些城市。９月２３日和２９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试验，表示了坚决抵御战争的姿态。直到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局势才逐渐开始缓和。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又缩了回来。这次缩回的手是苏联的。从1969年至1971年，西部的三线建设进入了第二个高潮。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战备并非无的放矢。无独有偶，两次袭击都因企图联手的一方不同意而作罢。原因何在？都是由各自利益关系决定的。美国提出袭击中国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破裂，苏联领导人还试图把中国作为抗衡美国的一张牌；苏联提出袭击中国时，美国已经陷入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它试图从中美缓和中找到出路。现在有些研究者认为，尽管中国当时存在被袭击的可能性，但远小于不被袭击的可能性，那么毛泽东和中央对战争的准备就是过分的，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这种判断从今天入侵中国的战争始终没有爆发的结局看，当然是事实。然而由此得出不应该进行三线建设的结论，则值得商榷。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对形势有两种考虑。问题不在于他们判断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如何应对那种即使是小的战争可能性。当代战略中兴起了一种博弈理论。这一理论来自中国古代的棋局游戏。运用到现实活动中，我们可以认为有正和博弈、零和博弈两种。前者研究赢利大小的机率，后者研究输赢的机率，赢者通吃，输者全赔。正和博弈显然不适宜于战争分析，因为战争不可能产生双方都获利的情况。而零和博弈就输赢结果来说，可能比较适宜于战争分析的情况。但是，战争虽是最典型的博弈，但它却常常不受经典博弈论的制约。因为：其一，战争从本质上是人的非理性行为，基于“理性人”的种种推测自然容易落空。在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和平条约后，按照博弈理论，战争的危险应该是小的。但是希特勒撕毁条约举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机率。因此，196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美国发动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美国采取违背理性的行动。其二，鉴于中美之间军事力量的巨大差异，这种博弈的零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存在非均衡路径上的可能性。如果中国把命运押在战争不爆发的机率上，肯定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减少不必要的军费开支和经济效益损失。但是，一旦遭到战争袭击而没有防备，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又没有后方基地，抵抗侵略的战争将遇到极大困难。两者存在着巨大的效益反差：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有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这可以说是生死选择。因此，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决不允许忽略任何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最明智的选择。更何况，三线的建设还有为今后国家安全建立长期保障、开发西部落后地区的效益。最后，还应当考虑到近现代历史对中国领导人的巨大心理压力。从1840年到1945年，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几乎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死亡五千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加上二战后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把中国卷入。中国作为一个工业设施集中在东部沿海、没有后方战略基地的落后大国，毛泽东等作为指挥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目睹山河破碎、血流成河的中国领导人，如果没有强烈的抵御侵略战争的估计，即使是过度的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说当时进行三线建设就是对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更不能轻率地说是无的放矢。三、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历史已经证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大规模入侵战争并没有爆发而且世界结束了冷战时代、由两强争霸进入多极化的情况下，中国的西部作为后方是否还有价值？西部建设是否仍应作为一种中华民族的持续防御战略来考虑？回答是：其潜在保障作用在今天更加显现。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发生解体剧变。试图独霸世界的美国把军事力量的重点转移到东亚，增强了其在日本、关岛等太平洋军事基地的兵力部署，甚至计划将中国台湾纳入到其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范围，使中国台湾问题可能成为中美冲突的导火索。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没有迈出进一步解决的步伐，反而继续向台湾出售新式战斗机、军舰、导弹等军事装备，要求中国政府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试图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而陈水扁“台独”势力执政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加快推行“台独”政策，所仗持的就是美国的军事支持。一旦“台独”分子铤而走险，如果时机合适，美国完全有可能用局部战争阻挠中国的统一行动。1996年中国对台军事演习时，美国两支航空母舰舰队就赶到台湾海峡巡弋。2002年1月8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核武器态势报告》提出，如果中国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将动用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进行干涉。①［美］《洛杉矶时报》2002年3月9日。这样，在中国东部沿海，仍然存在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东西部后方的战略方位仍然有效，当年西部建设和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作用将再度凸现。（一）稳固的西部后方，是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政治保障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就是海外阴谋分裂中国的极少数人，遥相呼应，企图像瓦解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那样，全方位地肢解中国。1999年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即将中国分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华北、华南七个地区“分而治之”。①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其要害是企图将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分割开来。历史证明，在祖国大陆被入侵和发生内乱的情况下，台湾最容易被他人觊觎。在这方面，当年的三线建设，通过抵御外侵的战备方式，向各族人民进行了集中的政治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东部大规模支援西部建设的方式，促进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融合。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西南、西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地。内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工人在三线建设中，把铁路、电力、通讯修进了边疆山区，办起了工厂、学校、医院，少数民族也以参加和保卫三线建设的形式，付出了自己的劳动。这些后方的巩固，将长远地发挥稳定祖国政局、支持祖国统一的政治基础作用。建立巩固的西部后方，可以开辟与世界交往的新通道。经过三线建设，西部铁路、公路、航运、空运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如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已经全面通车，三线建设时修建了一半的青藏铁路将在2007年全部修通，成为连接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国际通道。再加上改革开放时期与西北、西南邻国关系的调整修好、增进贸易，在我国东部一旦发生战事被封锁的情况下，可以设想，西北部由新疆、内蒙古至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广西至东南亚国家的三条国际通道联系将迅速得到扩大，有利于建立广泛的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二）强大的西部后方，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将发挥极为重要的军事经济作用近二十年来中国东部得到迅速发展，经济比重增大。一旦遇到战争，东部经济地区受到破坏的程度，可能超过1960年代。据经济学家杨帆估算，只考虑中国遭到军事封锁而不计本土战争，中国就将可能出现连续两年30%的经济下降，失业人口达8000万。从近年发生的局部战争来看，实施打击的国家多半都不再采取直接出兵入侵别国领土的方式，而是通过持续地封锁和大规模空袭，造成被袭击国能源供应和通讯中断、金融市场崩溃，社会各方面出现恶化乃至瓦解，最终达到接受其城下之盟或重组政府的目的。战争实际上是摧毁综合国力的比拼。所以，有无可靠的强大后方，是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中国的西部拥有丰富的石油、铁矿和铀、钨、锑、锡等稀有金属战略矿产品及水电力资源，这一地区如果作为建设重点得到开发，中国东部一旦遭遇战事，将通过西气东送、西电东输等给予前线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时在西部建设起了近千个国防工业企业和研究机构，按照邓小平“平战结合”方针，战时能够迅速扩大军事生产或从民品生产转入军品生产研制，满足前方的武器需要。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后方基地，“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是伊拉克、南联盟等遭到封锁、袭击，抵抗就难以为继的小国所没有的优势。1964年以前，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薄弱，只能生产一般的轻兵器、电子元器件、雷达通讯导航设备和小批量生产型号单一的歼击机等。在十几年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中，国防科技工业成为重点，西部初步建成了常规兵器与高科技尖端武器共同发展、原料工业与制造工业相配套、国防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一大批军事工业基地，形成了可靠的战备大后方，迅速完成了我军装备从引进、仿制到自行研制生产的过渡，并在核武器、空间武器等尖端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1964年至1980年，国家用于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科研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近200亿元。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到1980年底，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比1964年增长364倍；职工1436万人，比1964年增长215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793万人，比1964年增长242倍；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比1964年增长315倍。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三）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西部后方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进入高科技数字信息时代。计算机和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使现代战争呈现出立体化趋势——“空权”至上。由于国际上对国家领空的高度尚无明确限制实际上也无法有效限制，因此掌握了各种高空飞行器，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跨越国界和自然地理阻隔，居高临下地对他国的内陆地区直接施加军事压力和打击。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夸张地说：“哪个国家控制了太空，哪个国家就可以控制陆地，又控制海洋。……考虑到从太空向地球目标发射核武器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威力……对掌握了太空霸权国家的政治要求，其他国家必须默认，否则就将还手乏术，自取灭亡。”①［美］布热津斯基：《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译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种观点：“武器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先进的信息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广泛应用，使战争的透明度显著增强，军事目标的隐蔽性降低，军事打击的精确度、命中率大大提高。与此同时，由于先进的中、远程运载武器的发展，大大缩短战场上敌对双方的距离，从而出现无纵深、无前方后方之分的战争。因此60—70年代建设起来的西部地区军工企业已失去了分散、隐蔽的实际意义。”②转引自吕政：《论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调整》，载《西部地区军工企业的调整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这是我们从军事技术角度评价建国以来西部国防建设的一个无法回避问题。必须承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确实使现代战争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攫取信息情报的高科技手段的极大提高，使利用各种地势屏蔽的军事设施几乎无保留地袒露。据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资料，高空卫星拍摄的照片，已经可以分辨出地面上的人所持报纸的新闻标题。借此侦察出隐藏在山中或地下的军事基地及设施，更不是难事。因此，当年以三线建设选址“隐蔽”原则确定的保密作用，必定受到很大局限。其次，是远距离空袭能力的发展减小了大国的地理防御优势。上世纪30年代，轻型轰炸机航程一般不超过1500公里，航程最远的重型轰炸机航程也不过4000公里，很难长驱直入大国的腹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略弹道导弹射程已达上万公里，现代新型轰炸机航程最远已经达到16100公里。这种全方位、全高度、全纵深的空袭，使大国后方也面临着反空袭的重大问题。第三，高精确度制导武器的广泛使用，使“分散”布局不再具有明显优势。在海湾战争中，许多精确制导武器的命中精度，圆概率误差最大为10至30米，最小在0至2米，已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在巴尔干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精确制导武器空袭已占总空袭量的90%，常规武器空袭仅占总空袭量的10%。①张文海等著：《高技术条件下城市反空袭作战》，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97页。另一个变化就是，原本分散军事设施的初衷是避免遭受集中打击。但在精确制导武器面前这些分散的军事设施反而成为各个击破的孤立目标。袭击者可以不必担心过多伤及城市无辜人民而放手大肆轰击。综上所述，现代战争的变化确实是当年进行西部建设决策的人们所难以预想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建设西部战略后方已经失去其军事价值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首先，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仍然是人。由此决定了最终解决问题的形式，仍然是人和人直接接触的地面战争。在拥有坚决抵抗意志的政府和人民面前，高科技武器的空袭无论有多大效用，都只是辅助手段。在1972、1973年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各种高科技武器如激光和电视制导导弹、战略轰炸机、电子干扰飞机等已经在使用，但并未能挽救其在这个小国遭到惨败。一个奉行侵略政策的国家，越对外侵略扩张，力量的密度和强度越削弱，远离本土的军队士气越降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武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士兵原始作战能力降低，公众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对牺牲本方生命的承受能力也越来越脆弱。大量采用空袭，实际上也反映出发达国家对地面作战的心理恐惧，其要对付有强大后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不可能得逞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所以在中国这个有着人民战争传统的大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优势在抵抗中仍然能发挥重要作用。其次，现代高科技战争仍然要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利用地形和后方进行抵抗仍然是被入侵国家的有效手段，增加了对方打击战略后方力量的难度，能够形成报复性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在海湾战争中，弱小的伊拉克空军预先建设起300多个地下或半地下的掩体工程，把仅有的飞机迅速隐藏在其中，使多国部队空军平均出动数百架次飞机，才能摧毁一架伊拉克飞机。同时，在战争之前很久就开始修建地下指挥系统的隐蔽所和部分深达几十米的大型地下防空洞，多数还是起到了掩护作用。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中，南军队将重型军事装备和重要的指挥、通信设施转入群山之中，在北约持续78天的空袭中，南联盟的指挥系统基本完好，作战力量基本得到保全。截止到战争后期，直接参战与北约强大空袭抗衡的南联盟防空部队仍有战前总数的76%。陆军部队的损失更小。因而使北约部队始终不敢出动地面部队进入南联盟境内作战。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横贯上万里，地形复杂，军队回旋余地大，能够合理地分散配置国防设施，更有利于后方的防御准备。在未来战争中，任何入侵者想用空袭手段基本摧毁分散在中国西部几百万平方公里崇山峻岭之间的各个军事基地，是完全做不到的。反之，奉行侵略政策的国家劳师袭远，损耗巨大，必定难以持久。如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为支持仅进行了42天的空袭和地面攻击，共花了167天的时间调集了约94万人的兵力（包括多国部队）、各种飞机约4300架，耗费巨大运输供给资金。即使入侵者在中国东部公海发射导弹，也需要较多的时间才能进入西部，将受到我军防空武器的层层干扰和拦截，效果将大大降低。因此，我军后方的强大空军和导弹力量，将对入侵者予以坚决的第二次打击。所以，在现代反侵略战争中，西部后方仍将形成有效的威慑力量，成为我国在持久战争中制胜的最重要因素。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在现代战争中如何继续发挥西部后方的作用十分重视。1991年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国防科技工业要点时，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现在看来，毛主席确定的三线建设方针是正确的，三线企业统统搬（指有人主张三线企业全部搬迁到沿海）是不对的。从海湾战争看，洞子很重要，已经到洞子里去的，洞子又没有什么问题，就要用好。①《中国军转民大事记》，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4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四川，视察了三线建设重点项目后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1999年他在根据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总结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特别指出：“如果不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时地把一部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不形成与经济实力相协调和与国防建设需要相符合的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我们就不能有力地保证国家的安全。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始终是十分重要和千万要加以注意的。”①江泽民在中央军委“三讲”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1月24日）。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当年制定的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错误判断当时国际形势的一时冲动。这一方针经过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坚持、完善和发展，将在中国经济和国防战略中起到长久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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