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建国初期北京社会习俗的变革中国共产党与建国初期北京社会

　　习?俗?的?变?革本文所指的北京主要是指北京城区，文中数据详细来源见附表，文中不再一一注出。张蒙杨文利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的社会习俗，不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且受到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同时社会习俗也较固定，具有历史继承性。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迅速铲除了封建主义经济关系，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创造性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一五”时期的辉煌成就。与之相适应的是社会习俗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考察建国初期社会变革对北京社会习俗的影响和产生的变革。一、物质生活方面的变革北平解放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为了把满目疮痍的北平转变为人民的新首都，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人民用三年时间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使北京居民的生活条件、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一）生活条件的变化解放前，北平城内垃圾成山，市容脏乱不堪。为了使人民能在健康、优美的环境下生活和生产，市政府动员全市人民为治理环境、改善市政基础设施而奋斗。1疏通河湖、整修地下水道系统。北平城内原先的河湖水系十分发达。仅皇城内就有积水潭、什刹海、前海和西小海（统称“四海”）及北海、中海、南海（统称“三海”）七片较大的水面。“四海”和“三海”对北平地区调节气候、蓄排雨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常年缺乏维护，河湖淤塞较严重，原来的“四海”、“三海”变成了“死海”。此外，北平城内原有的地下水道系统均集中在旧城区，砖沟全长约220公里。但多年失修，坍塌淤塞严重，能排水的只有21公里，下水道淤积量已达16万立方米①转引自：《北京解放初期的市政建设》，《文史资料选编》第23辑，第135页。。由于排水受阻，每到雨季，街巷成河，地势低洼处的居民住房时常被淹，城内污水横流，形成臭水沟100多条。解放后，政府一方面疏浚河湖水系，使原来的“死海”变成“活海”，改善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使城内水系重新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掏挖整修下水道，变明沟为暗沟，消灭了城市内的所有臭水沟。人民政府整修龙须沟成为当时轰动全市、街谈巷议的“大新闻”。人民艺术家老舍还据此创作了话剧《龙须沟》。据统计，在1950—1951年两年内，全市疏浚湖泊、河道、下水道共掏挖淤泥254万多立方米。2清运垃圾，改善居住环境。解放后，北京首先开展了以清除积存垃圾为中心的全市群众性清洁运动。男女老幼齐上阵，仅从故宫内就运走了约30万立方米的垃圾。全市共清除垃圾达60多万吨。1949年北平刚解放时，全市共有住宅1354万平方米，占当时全部房屋面积的659％。其中大部分住宅(约1160万平方米)集中在旧城以内。房屋类型以砖木结构的平房四合院为主，楼房面积只有833万平方米，仅占住宅总面积的6％。而且，很多房屋建造于明清时代，年久失修，残破不堪，亟待翻修和改建。1949年初，北平城区房屋建筑面积为2050万平方米，1949—1952年增长了385万平方米，1953—1957年又增长了17444万平方米。1949—1957年竣工的房屋面积，等于又建了一个北京城。3市政设施的改扩建。北平的居民饮用水供应能力较弱。自来水厂只有东直门和西郊两座水厂，采水井合计只有29口，每天最大供水能力86万吨，仅能覆盖很小的一片城区，自来水普及率为295％，即约40万的城区居民能喝上自来水，其他地区的居民饮水主要还是依靠辘轳井及卖水车。建国后，北京城区居民的饮水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人民政府不仅对原有的自来水管道进行了维修，而且新铺设了大量的新管线，使150万居民用上了自来水，基本解决了城区居民的饮水问题。解放前，北平市内共有道路3117条。其中除了156条道路是用沥青或石碴混凝土修筑的以外，其余全是土路，城区和郊区的柏油路相加，累积里程也只有190公里。这190公里柏油路也由于年久失修大都破损不堪，“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是当时道路情况的真实写照。在公交运营车辆方面，全市有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人力车和三轮车四种公共交通工具。其中有轨电车线路3条，电车103辆，可以投入运营的在80辆左右；公共汽车线路10条，登记在册车辆133辆，但实际能够上路的车辆还不到40辆；人力车14万辆；三轮车21万辆。人力车和三轮车承担着市内客运总量的80%以上。建国后，北京的道路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在1949—1951年期间，不仅对原有柏油路进行了翻修，还新修了140公里的新柏油路。投入运营的公共电汽车也有较大的增长，其中有轨电车增加到155辆，公共汽车增加到149辆，增大了公交运营能力，从而大大改善了城区居民的出行条件。（二）在劳动就业及劳动态度上的变化1劳动就业状况的改善。1949年的北京,工业零散落后、企业规模小、生产能力低。全市虽有万余家工业户，却多数是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小型、落后的工厂和作坊，雇员在百人以上的仅有几十家。当时号称大企业的石景山钢铁厂，实际上有铁无钢；颇有名气的清河制呢厂，年产毛呢不过7000米，1948年上半年，又有十之八九的厂家倒闭。石景山钢铁厂已基本停产，厂内野草丛生；冀北电力公司由于经常停电，被称为“黑暗公司”。整个北平连大头针、图钉、气门芯、玻璃杯、牙膏之类简单生活用品都不能生产。商业、服务业生意冷落，大批店铺停业、倒闭或者在艰难困苦中勉强维持。物价一日数涨，1948年8月到1949年1月物价上涨了80多倍。广大市民生活贫困，缺吃少穿。寒冬腊月，总有人倒卧街头冻饿而死。1949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①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北平市军管会为市权力机关，市政府为其领导下的行政机关。1949年下半年，市军管会工作逐步移交市人民政府。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北平和平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对北平旧机构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和平接管。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人民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废止伪“金圆券”，以人民币为本位币；打击投机倒把的不法奸商，平抑物价；恢复发展工商业。市军管会进城办公的头一天，立即发布公告宣布整顿金融，规定人民币收兑“金圆券”的比价为1∶10。经过短短1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收兑工作。人民政府把没收的44个官僚资本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扶植并发展了3396家私营企业，在形成全市统一国营商业系统的同时，逐步发展了合作社商业。1950年初，3个失业工人组织起一个食品生产小组。他们以120元资金起家，用铜盆熬糖，石碑做案子，苦干3年，到1952年底，发展为拥有44名工人、19万元积累资金的北京第一食品生产合作社。这就是北京市第一食品厂的前身。从1953年10月开始，北京城乡各界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掀起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北京市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开始于解放初期。1949年全市试办42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安排了一批失业工人，扶植了日益衰落的北京手工业。1955年底，全市有36万人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社、生产小组。1956年1月，在全市城乡合作化高潮中，各行各业手工业者成群结队申请入社。北京市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多达9万余人。手工业合作化的完成促进了北京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技术改造。1956年，全市手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2805%。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90%以上的社员比入社前增加了收入。2工资收入的变化。解放前北平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当时的统计资料表明有80%的工人家庭根本保证不了本人及其家人的最低生活需要。建国初期，限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北京市工业、交通、商贸等企业职工执行的是原职原薪政策，即按解放前最近3个月工资的平均数定薪，但对个别极不合理的工资进行了调整，如对裙带关系或个别充当资本家的“狗腿子”、没有真本事而居高位拿高薪者，则降低了他们的工资。然而，原本混乱、不合理的工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并日益成为发展生产的阻碍。新政权巩固不久，党和人民政府便开始了工资制度改革。第一次工资改革是在1951—1953年进行的。这次改革建立起企业工人工资等级制度，即工人八级工资制。同时还改革了职员的工资制度，建立了奖励制度，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取消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变相工资”等。到1953年底，80%以上的职工都增加了工资，平均工资分别提高60%—120%。第二次工资改革是在1956年。这次改革的结果，正如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6月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不仅工资水平提高了，职工生活改善了，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工资制度，建立了基本上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制度。”建国初期的两次工资改革都是在“一五”期间进行的。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基本上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职工收入得到普遍和迅速提高，全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每年递增54%。到1957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748元，职工家庭人均收入27624元。在人民政府的努力下，很快解决了失业问题，使劳动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改善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条件，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些都大大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增进了职工对新政权、新社会的热爱，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1954年，在建设苏联展览馆的工地上，诞生了北京市也是全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不久，青年突击队遍及全市各行各业，表现了北京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在医疗卫生、社会救济保障等方面的变化1防治传染病。解放前的北平，常住人口大约200万，但只有8个很小的卫生所与防治所，共有工作人员200余人，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各种疾病流行，人口死亡率一般约为20‰。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一系列措施消灭天花、控制虫媒传染病及肠道传染病。北京市通过接种牛痘预防天花，1950年报告了最后一个天花病例，以后没有再发生过。消灭天花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北京是最早的。同时，逐步对白喉、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等儿童传染病进行预防接种，使这些儿童传染病迅速得到遏制。以白喉为例，1954年的死亡率仅为1949年的3%。爱国卫生运动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发动起来的。毛泽东主席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消灭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彭真市长亲自视察卫生。形成一个广泛、深入的以防病为内容，向疾病做斗争的群众性卫生宣传运动。到1952年，共捕杀鼠类200万只。斑疹伤寒与回归热这两个在污秽环境内时常流行的虫媒传染病，解放后已被控制，不久即被基本上消灭，疟疾也显著减少。经过努力，肠道传染病比解放前大为减少，霍乱没有发生过，伤寒的死亡率在1954年仅为1949年的4%。解放前北平结核病的流行情况非常严重。结核病死亡率每10万人口达到230人。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先农坛设立的结核病防治院，仅有病床80张，名为防治院，实际上并没有开展过防治工作。解放后，经中央卫生部批准，1950年在北京开始推广接种卡介苗。1952年秋，城区学龄前和学龄儿童的接种工作已经大部分完成，到1957年，城区儿童卡介苗接种率已达到新生儿人数的92％，基本上普及了卡介苗的预防接种。这一重要工作，一方面使卡介苗接种成为儿童计划免疫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为以后长期的提高社会人群的免疫力、基本上消灭结核病奠定了基础。党和政府组织了北京市防痨委员会，团结北京市内公私防痨力量，把防痨协会、红十字、结核病防治院、五四医院、结核病医院等单位组成了“防痨门诊网”，并确定以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集体单位为防治对象。由于开展了上述工作，也由于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到1957年底，全市已有432个工厂做过结核病防治工作，发病率已降到05％。2妇幼保健。解放前，北平的大部分孕妇分娩都由未经训练的产婆接生，以至产褥热与初生儿破伤风发生率较多，产妇死亡率高达7‰、婴儿死亡率高达110‰。解放后，首先以预防产褥热为主要目标。人民政府设立了两个产科医院，并以这两个产科医院为中心，负责扩大并监督预防工作。设立了13个中心站与34个分站，负责组织培训接生员与助产士，协助与督导接生工作，宣传并推行产前检查及产后护理，新法接生比较迅速的得到普及。1954年，城区实现了每个产妇都是由合格的助产士或医师接生，产妇死亡率迅速地减少到05‰。儿童卫生与福利工作被当作各项工作中的重点，首先从宣传教育入手，提倡合理营养，母乳哺育，科学的补充维生素等营养，指导协助改进代乳粉，逐步推行预防接种，广泛设置托儿所与幼儿园，培训儿童卫生工作人员。解放前，全市只有9个托儿所，解放后，托儿所数量迅速增加。1954年已有395个，受托儿童17万余人。以上这些工作的推行，加上经济与社会福利工作的逐步提高，婴儿死亡率已从1949年的117‰降到1954年的46‰。3社会救济保障。解放后，党和政府在解决人民医疗卫生需要的同时还注意贯彻优抚工作方针，开展起新的社会救济工作，扶弱济困。政治上关怀，经济上优待，生活上照顾，是党和政府对优抚对象一贯的方针政策。《共同纲领》第25条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北京解放后，党和政府首先了解全市军、干、烈属数目及其家庭状况和要求，对于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生活困难、缺少住房、免费治病、子弟免费入学、介绍就业等，都尽量帮助解决和给予照顾，满足其要求。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军队的不断壮大，到1950年下半年，北京市的烈属、军属、荣军、干属增加到19153户。其中新军属占93%，而且贫困户较多。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民政部门和各区都执行了“以组织生产为主与介绍就业、实物优待相结合”的优抚工作方针。城区9个区投资折合粮食524063斤，参加生产的军烈属有5103人，介绍到机关、工厂、学校等单位就业的共有1050人。军烈属们说：“靠自己劳动养家，比靠政府供给光荣。”1950年，内务部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等5个优抚条例，使优抚工作有章可循，优抚工作朝着制度化、群众化、经常化方向发展。在贯彻优抚方针的同时，政府还开展社会救济工作，保障贫苦市民的生活。新中国的社会救济事业，是党和社会帮助贫困户解决生活困难的一种社会活动，也是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疾苦的一项政策和措施，既含有社会保障性，又含有社会福利性。北京开展救济工作的重点是赈济贫苦市民，解决闲散流浪人员的生活问题。党和政府除在解放初期进行急赈和以工代赈及时解决贫苦市民的生活困难外，又在当年严冬到来之前，会同有关部门，组成了冬令救济委员会和区分会，对贫困市民给予冬季救济，共发放救济粮578万斤。1950年6月，北京市民政部门贯彻政务院发布的“不饿死一人”的指示，会同公安部门对全市贫民进行了一次普查，并拟订救济方案，对各类贫困户分别给予临时或长期救济。建国后，北京市通过开展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使弱势人群从此有了生活保障。（四）改革丧葬习俗，设置殡仪馆和公墓北平过去贫民死亡后，很多就在城内空闲地，特别是在外城乱葬乱埋，或暴尸野外。还有一些尸体埋得很浅，致使尸首被野狗刨出，臭气熏人。城内有钱人则在寺庙内浮厝或寄埋。为了改革旧的丧葬习俗，1949年8月，市政府公布了民政局拟订的《北平市殡仪馆的设置暂行规则》及《北平市公墓及火葬场设置暂行规则》。根据上述规则的要求，政府动员有存灵的寺庙把灵柩迁移到城外埋葬，利用腾出的房屋作为殡仪馆。9月，市民政局批准法源寺、观音院、嘉兴寺、柏林寺、贤良寺、夕照寺采取私办公助的办法设置殡仪馆。10月，批准慈慧寺、广济寺、拈花寺在郊外设置一处火葬场。1950年起，市民政局先后设立了东郊公墓、南郊公墓、西郊第一公墓、西郊第二公墓；在西北旺还设了回民公墓。同时为了实行绿化，各公墓都种植了松柏和果树。市政府在1950年7月发布通告：市民死亡后，不得再在寺庙扶厝或在城内埋葬。11月市民政局将宣武、崇文两区界内的坟墓（包括寺庙的灵柩、会馆、医院的义地、私人的坟地、乱葬义地）迁出城外，无主坟则由民政局移到公墓。此外，1950年1月29日，政务院批准在北京西郊修建一座革命公墓（即八宝山革命公墓），供埋葬革命烈士和干部之用。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行火葬的倡议书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郑重地在倡议书上签了名。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接受火化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1956年4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他因不在北京而未参加，所以倡议书尚没有他的签名，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守候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交代了后事，响应中央号召，将遗体火化。在中共领导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城区居民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土葬习俗。至此北京市的殡葬改革初见成效。二、精神生活方面的变革（一）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变化解放前夕，北平的教育事业因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而陷于危机之中。1948年底，北平共有高等学校13所，在校学生15万余人；中学66所、职业学校1所、师范学校1所，在校学生44万人；小学485所，在校学生12万余人；幼稚园共15所，在托儿童2403人。各院校办学经费拮据，教学难以正常进行；教师清贫，学生困苦，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为数众多的劳动人民的子女得不到上学读书的机会。据国民党北平市民政局1948年5月普查，239737名学龄青年中，在学人数为99522人，失学人数为140215人，失学率达5807%。建国后，这一情况得到很大改善，随着建国初期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要求文化教育事业与之相适应。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改革文化教育体制，大力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党和政府组织群众掀起了学文化、学科学技术的热潮。并对旧中国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使之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并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为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的任务。”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1992年版，第1页。经过改革，初步建立了人民教育体系，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一次有了广泛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农家子弟和工人子女走进了大学的课堂。“一五”期间，北京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培养首都和国家急需的人才，在中央的支持下，北京地区改建、扩建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13所高校，新建了大批专门院校。1956年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发展到31所，位居全国之首。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京的中央各部门暂缓建办公大楼，把国家有限的基建投资更多的用来新建大学，培养人才。在他的关怀下，全国著名的“八大学院”在北京城西郊建设起来，形成了新型的学院区。（二）家庭成员交往及社会交往方式上的变化1家庭结构上的变化。1949年以前，北平三代以上的家庭相对较多，家庭人口平均在5人以上。据有关资料记载，1945年北平家庭规模为531人。由于战乱、瘟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949年北平家庭规模降至46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经济、教育、卫生等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人口增长也多次出现高峰。与此相联系，家庭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生产迅速发展，社会安定，人民有了休养生息的社会条件，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家庭规模开始增大。1956年，北京家庭规模平均为515人，比1949年增加1196％，接近1945年的水平；在全市的家庭中，两代人组成的家庭占601％，三代人以上组成的家庭占239％。2婚姻状况方面的变化。北京在封建社会后期曾经有近750年作为封建王朝的国都，从而形成了大量丑陋的婚姻习俗，一妻多妾及纳婢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家庭内等级森严，盛行严格的夫权制。凡此种种，使一般民众也深受影响。辛亥革命后北京社会婚姻习俗并没有多大变化，旧的婚姻习俗仍然顽固地保存着。包办、买卖婚姻依旧盛行，人们思想还很保守、闭塞，“婚姻自由”无法普及。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4月30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否定封建型婚姻制度及其习俗，有利于解放妇女的国家法律，北京市随即大力宣传和贯彻执行《婚姻法》。是年5月，北京市妇女联合会设立妇女服务处，负责宣传《婚姻法》。其后，又相继设立了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委员会、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等机构，在全市进行了普遍宣传。通过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广播电台开设专门节目，编演戏剧、曲艺，拍摄、放映影片等方式宣传《婚姻法》，使大多数居民对新《婚姻法》的内容及意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为了制止、根除在旧的婚姻制度下产生的恶习，北京市采取了打击、揭露虐待妇女的犯罪行为等措施。这一系列的工作收到了积极效果。《婚姻法》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如此大规模贯彻《婚姻法》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通过这一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保护了新式婚姻家庭，使婚姻家庭方面的旧思想、旧习俗受到系统的揭露和批判。新思想、新风尚得到了很大发扬，自主结婚的男女显著增加，民主和睦的家庭大量出现，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旧婚姻家庭制度崩溃，新婚姻家庭制度得到了健康的成长、发展。到1953年初，北京市申请结婚的近五万对青年男女基本上合乎《婚姻法》规定的要求，绝大多数建立了新型婚姻关系。结婚也采用了简朴的仪式，扬弃了旧式结婚的铺张、繁琐形式，受到人们的欢迎、赞扬。与此同时还妥善地解决了旧婚姻习俗造成的许多问题，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合理处理了离婚案件。对不合理的婚姻，多依保护妇女利益的原则准许离婚，离婚妇女大多都重新结成美满的婚姻。北京市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已确立了以男女平等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婚姻关系，废止包办、买卖婚姻以及其他形式旧婚姻等陋习，实行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愿结合的新婚姻制度，为实现男女双方平等提供了前提。在城市中，女青年结婚后经济独立，是男女平等的基本条件。因此北京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重视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多方兴办托儿所、幼儿园等，使儿童抚育社会化，减少妇女婚后的家庭负担，使她们能像男子一样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社会上的工作。妇女在家庭中对男子依赖的消除，使“夫权”残余思想失去了基础，旧的家庭关系被事实上否定。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现象逐渐消失，为家庭的和睦、社会中的团结友爱创造了条件，给妇女提供就业岗位，为妇女参加工作、积极生产创造了机会。以上举措，使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和家庭中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20世纪50年代前期，北京市经过婚姻习俗革新和执行《婚姻法》之后，青年结婚都依新俗，离婚率下降，形成了城乡居民婚姻稳定、家庭生活正常和谐的局面。（三）铲除黄、赌、毒和反动会道门，净化社会风气解放前，北平的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赌博之风盛行，贩毒吸毒禁而不止，妓院生意兴隆，流氓恶霸欺行霸市无所不为，反动会道门勾结官府毒害群众。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从1950—1951年，北京市大张旗鼓的进行了镇压反革命活动，先后判处了各类反革命罪犯，基本上摧毁了残留在北京市内的各种反动势力。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25起；缴获多部电台及大量枪支弹药；依法处决了三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彻底取缔了“一贯道”，镇压了在天桥为非作歹的“三霸一虎”；建筑工人、搬运工人还开展了反封建把头的斗争。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定，并立即决定执行。当天下午5时30分，北京市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等单位动员干警2400余人，经过一整夜的工作，到22日晨5时止，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269人、领家185人，均集中在公安局接受审查，视其罪行轻重进行处理。饱受剥削压迫的1268名妓女集中于8个教养院，政府组织她们学习、帮助她们治病。待其思想觉悟提高、病愈后，或者择偶婚配，或者由家人领回，或者组织学艺，安排就业，使她们从此跳出火坑获得新生①以上数字参见李润山、毛殿良：《北京市封闭妓院纪实》，又见马维纲编：《禁娼禁毒》，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2—93页。。封闭妓院的行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颂。党和政府的措施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扫清妨碍社会文明进步的障碍。一方面，党和政府结合各项民主改革和移风易俗活动，对困扰中国社会的黄、赌、毒行为，采取强有力措施加以打击，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基本上肃清了黑社会势力，铲除了赌场、烟窑、妓院等不文明场所。这些人间奇迹的创造，曾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既提高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又为良好社会习俗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变化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又引导人民向封建迷信、反动会道门宣战。经过斗争，那些愚弄百姓、危害社会的巫婆神汉和反动会道门头子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人民普遍鄙视那种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损人利己、不符公德的思想和行为。这种空前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是党和政府倡导的新型精神文明杰出的硕果。三、北京社会习俗变革的原因分析建国初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等，无不随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变化、发展。积极、科学、进步的制度、观念、价值、行为方式在与消极、愚昧、落后、旧的制度观念的激烈对抗中生长壮大。建国初期,中共中央有计划、有组织地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和《毛泽东选集》的发行，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共中央采取的这些措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普及，人们普遍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立场、方法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批判、抵制各种腐朽落后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建国初期，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人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全力支援前线，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凯歌。在赴朝作战中，北京籍志愿军战士表现了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涌现出了以李玉、刘东武为代表的一批英雄儿女。北京人民一方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捐献飞机大炮，另一方面还组成运输队、手术队开赴前线。同时满载首都人民深情的慰问袋、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向朝鲜战场。全市共捐献50架飞机，其中工商界捐献43架，各界妇女捐献“北京妇女号”飞机一架，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瑶卿、尚和玉、谭小培等以义演收入捐献“鲁迅号”飞机一架。北京市志愿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共有1246人，赴朝志愿手术队共有两批，由150多人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战争的胜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建国初期，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下，良好的社会风气逐步形成。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结束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屈辱与苦难，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极大的激发了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不但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劳动生产和工作，而且以新的风貌待人处世。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广大翻身做主的人们形成了跟共产党走的强烈愿望；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尊老爱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人们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和节约运动。总之，建国初期空前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不仅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构新中国精神文明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体现。附表建国初期北京市部分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项目单位 1948年1949年1952年1957年居民生活费收入元2509城乡居民平均年消费水平元141179平均人均年末储蓄余额元122333续表项目单位1948年1949年1952年1957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44937每百人拥有自行车辆6173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电汽车辆28城镇平均每人每日用水公斤201527学龄儿童入学率%829850每万人口有在校生人2987326325每万人口有大学生人13202014全市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2622013138新建住宅竣工面积万平方米2610731698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万元65581820597城市在业人口人4333997836301211737职工平均工资元544748高等学校所17132531中等专业学校所14203533普通中学所718165283小学所358300939753823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17782151613062079650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人234138351046028730续表项目单位1948年1949年1952年1957年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人469804224672998196863小学在校学生数人117790320781578650728793高等学校毕业生数人149633061625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人91410706086普通中学毕业生数人127571137137674小学毕业生数人160682436981174学龄儿童入学率%4193559582998500卫生事业机构个141614511135医院床位数张17693001453417462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张69114185每万人拥有医生人5157110年末实有住宅建筑面积万平方米135431508622178年末实有住宅居住面积万平方米7575845512350自来水厂数个2235年末水厂生产能力万吨/日46871275年末管线长度公里36393686661197年末供水面积平方公里3545115307平均每人每日生活用水公斤179201527续表项目单位1948年1949年1952年1957年用电量万千瓦

　　小时3670282452045054678公共交通年末运营车辆辆54164372878公共交通运营线路条41336公共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公里76725385473公共交通客运量万人次28851102445077道路长度公里215347934桥梁座115183370路灯盏13774145202029128059路灯线路长度公里6308651269交通警岗个163306371信号灯座81236下水道长度公里 2873(其

　　 中可使用

　　 长度207)221312563清运垃圾万吨405623790资料来源：表中数据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新旧交替之际的北京—北京解放前夕社会概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四十年—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