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转型时期贫富分化问题的比较研究中俄两国转型时期贫富分化问题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关海庭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转型时期的贫富分化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反映社会的公正程度，直接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除此之外，中俄两国的贫富分化问题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第一，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容易导致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是否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初就注意克服这种弊端，直接涉及到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否顺利建立起来：第二，是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的基本背景，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小。这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承受能力直接关系到转型能否顺利进行。一、中俄两国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状况对俄罗斯贫富分化的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并不等同于收入差距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既可以表现为穷人更穷和富人更富这样一种形式，也可以表现为穷人小富和富人大富等其他种形式。“两极分化”的绝对标准，是指在最高收入组的绝对(实际)收入提高的同时，最低收入组的绝对(实际)收入下降。俄罗斯的改革，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首先是贫穷问题。俄罗斯1992年价格放开以后，老百姓的个人收入和实际所得工资收入大幅度减少。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这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到1993—1994年，俄罗斯生活水平平均指数开始稳定，但到1995年，又开始急剧恶化(参见表1)。①程恩富等主编：《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表1居民收入情况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货币

收入(对上一年度的%)1151215211611385100每一名职工的实际加算工

资(对上一年度的%)112976710049272106表1中列举的是俄联邦国家统计局官方的数据。俄罗斯学者估算的居民购买力下降的情况更加严重(参见表2)。①程恩富等主编：《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表2居民购买力实际收入下降情况(对1991年12月水平的%)指标19911219921993199419951996平均工资100308310284210223人均月收入100283331368320320苏联时期的政府总理雷日科夫说：“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计算，应当将那些个人平均收入低于国家人均收入三分之二的人列为最贫困阶层，在俄罗斯这一阶层包括近40%的居民。”②［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页。这个估计基本上是成立的。按照俄罗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95年12月，按人均计算的最低生活标准为327300万卢布。俄罗斯有2900万人或者说人口中有20%的居民人均收入低于这一标准(参见表3、表4)。

 

表3俄罗斯人民的贫困程度③沈悦等编译：《转轨中的俄罗斯》，吉林省教育音像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人(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比1992年5023351993年4693151994年3332241995年363247

表41994年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危机指标与现实指标对比①［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1990年为比较基础)指标名称世界通行的

危机指标俄罗斯1994

年指标可能引起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后果社会方面居民中1%最

富者与1%最穷

者的收入比例10∶115∶1社会结构

的对抗性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居民的百分比10%40%居民的流氓化最低工资和

平均工资的比例1∶31∶10劳动力贬值失业率8%—10%13%

(含潜在失业)社会上极端贫困

的人口的增长根据全俄生活水平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到1997年，俄罗斯每千人中，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贫困人口达到334人。这表明俄罗斯的贫困化程度是很严重的②Г．Ｂ．Ｏсипова　Россия　новый　этап　неолибералвных　рефори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Ｐ５２。其次，是俄罗斯出现了一些暴富群体。美国杂志《福布斯》每年公布全世界首富300人名单。1997年俄罗斯实业家中，除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外，没有人进入前100名，该杂志评估他的个人财产为30亿美元。列入总名单的还有M．霍多尔科夫斯基、B阿列克佩罗夫、P维亚希列夫、B波塔宁和、B古辛斯基。《福布斯》评估他们的财产在4亿到24亿之间。③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大金融工业集团在俄罗斯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仅13家最大金融工业集团的生产值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94%。①T切尔尼科夫：《谁主宰俄罗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初期，居民的收入差别系数(10%最高收入的居民和10%最低收入的居民货币收入之间的比例)只相当于45倍，然而到199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3倍(参见表5)。表5居民的收入差别②《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0%最有保障和最无保障居民收入之间比例(倍数)4580112151135130货币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居民人数(百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502

335469

315333

224366

247320

216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也承认这种两极分化是十分严重的。10%的最富有者的收入是10%最贫穷者收入的13倍(参见表6)。

表61991—1999年居民货币收入分配情况表(%)③参见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1998年俄文版，第118页。其中1998年和1999年的数字均为第2季度的统计数字。转引自张树华著：《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阶层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货币总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续表阶层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最低收入阶层1196058535562626361次低收入阶层15811611110210210710610894中等收入阶层18817616715215015215115094次高收入阶层228265248230224215214211182最高收入阶层307387416463469464467468532总额系数4580112151135130132132147俄罗斯生活水平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也证实了居民收入差距过大。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相差的倍数见下表：①Г．Ｂ．Ｏсипова　Россия　новый　этап　неолибераьных　рефор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Ｐ48

 

1994199519961996第一季度1997第一季度7901368127012991404但是应当指出，在现实当中，俄罗斯所执行的财政政策的紧缩程度与收入分化程度之间出现了反比(表7)。比如，1994年财政政策较为宽松，收入水平的差距有所拉大。相反，1995年货币财政政策较为严格，收入水平的差距有所减小。显而易见，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拉大，而在低通货膨胀时期有所缩小。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债务”首先由在社会上处于底层的居民来偿付。

表71993—1996年俄罗斯居民货币收入的分化情况(%)①［俄］AB乌留卡耶夫：《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与矛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指标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8月)全部货币收入100100100100把居民分为5类

第一类(收入最低)58535563第二类111102102105第三类167152150156第四类248230224224第五类(收入最高)416463469452基尼系数0398040903810377德茨系数112151135130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编制。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收入差距，是颇有争议的。雷日科夫认为：“1992—1993年间形成的福利水平的差距，即使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高得过分了，在这段时期10%的最富有家庭和10%的最贫困家庭之间的差距达1600%，超过西欧发达国家平均差别水平1倍，超出美国贫富差距水平05倍。”②《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由此导致近40%的财富掌握在7%的俄罗斯居民手中。③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页俄罗斯经济学界的基本估计为：在整个90年代，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指标下降了，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差距的系数(10%最富有居民的收入与10%最贫穷居民的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34%增加到1990年的42%、1991年的44%、1992年的73%、1994年的85%、1995年第一季度的15%。①《谁主宰俄罗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页。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贫富分化的通用指标。俄罗斯官方估计的基尼系数见表8：

 

表81992—199７年俄罗斯社会分化情况②［俄］AB乌留卡耶夫：《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与矛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年份基尼系数德茨系数19920327801993039811219940409151199503811351996037513019970370125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编制。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048。③《光明日报》2001年3月30日。同时世界银行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相比，在整个1988—1993年的5年间俄罗斯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越过了中国在过去18年改革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关于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首先，我们对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估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与收入的共同提高相伴随的，中国现阶段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问题。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富民还是贫民，不管富区还是贫区，收入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统计数字显示，1978—１９９８年，我国农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提高到了2162元，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则从316元提高到了5425元。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在这个基础上的收入分化，主要不是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的，而是以部分社会成员的迅速致富乃至暴富为特征的。虽然在经济发展中人们或家庭之间的相对收入差别扩大了，但包括贫困阶层在内的各个阶层的绝对收入水平都普遍提高了，只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得最慢。其中部分人的收入可能没有增长，部分人的收入一定程度的下降在结构转换和体制变革过程中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的关键是：不是多数人的收入下降了。就是说，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不是以贫困阶层的收入绝对下降和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或者用马克思的语言说，没有发生收入“绝对贫困化”，至少穷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没有下降。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据世界银行的测量是016，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开始迅速拉开。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86年为019、1987年为020、1990年为023。农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82年为022、1984年为027、1985年为030、1986年为03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1978—1995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参见表9)：

表91987年—1995年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①赵人伟、李实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年份农村城镇1978021201619790237－１９８０－０．１６１９８１０．２３９０．１５１９８２０．２３２０．１５１９８３０．２４６０．１５１９８４０．２５８０．１６１９８５０．２６４０．１９１９８６０．２８８０．１９１９８７０．２９２０．２０１９８８０．３０１０．２３１９８９０．３０００．２３１９９００．３１００．２３１９９1０．３07０．２4１９９2０．３14０．２5１９９3０．３2００．２7１９９4０．３3００．３0１９９5０．３4００．28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两次抽样调查情况如下(参见表10)：

表101988年和1995年的基尼系数①赵人伟、李实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９页。又见《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63页。年份农村城镇全国1988年0338023303821995年042902860445有的学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1994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1996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457。到2000年前后，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目前还没有一个使人信服的估计。各种相关研究的结论差异都很大，提出的估计一般在030—055之间。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则认为045是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比较合理的估计值。②汝信等主编：《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04，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均等的国家。由此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二、中俄两国贫富分化的最基本特征和

形成原因中俄两国贫富分化的最基本特征，是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平是异乎寻常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而俄罗斯则表现出明显的阶层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由此，从总体上判断，俄罗斯的贫富分化程度比中国要严重。先分析一下中国贫富差距的最基本特征：1城乡收入水平严重倾斜。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是中国社会两个最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是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为了实现赶超战略，实行了“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①林毅夫、李周等：《中国的奇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这种体制保证了农村资源特别是农村剩余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从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使得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偏大。195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48倍，直到1979年，城乡收入比仍达25倍，“远大于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59倍)，稍大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2倍)”。②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198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先行一步，农民率先获益。历史上居高不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开始迅速缩小。1978—1984年，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71倍。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又呈出逐步扩大之势(详见表11)。199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比扩大到254倍，超过改革初期的差距。199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为260倍，成为1978年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199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比虽然有所下降，仍高达251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除生活费收入外，还享受大量的隐性收入，如住房补贴、公费医疗，价格补贴、单位内部发放实物等，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要高出许多。

 

表111988—１９９８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状况年份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差距城镇(元)农村(元)城乡比(以农村为1)绝对差额(元)198568533976172∶128771987916046255198∶14534519891260760151210∶16591919901387368631202∶17009919911544370855218∶18357519921826178399233∶110421119932336592162254∶1141488199431792122098260∶119582219953892915777247∶12315219964838919261251∶12912819975160320901247∶13070219985425121620251∶132631资料来源：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这种情况近几年又有所发展。按照经济学家们的估计，1999年城乡差距为265∶1，2000年扩大为279∶1。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扩大为4∶1；若再把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考虑在内，差距进一步扩大为5∶1或6∶1。①刘方域、刘社建：《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载2002年2月26日《人民日报》。2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失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所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人均收入差距都呈扩大的趋势(详见表12)。②参见赖德胜著：《先富!共富?——中国转型期的收入分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对于城市来说，二者的相对差距已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了1997年的140∶1，绝对差距更从21元猛增到1793元。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差异也十分明显。东、西部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146∶1扩大至1997年的215∶1，绝对差距则从78元扩大至1606元。2000年，东部地区12个省及直辖市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平均为3649元人民币，比全大陆水平高出1215元；中部九个省平均2171元，比全大陆平均水平低263元；西部十个省和自治区平均1606元，比全大陆水平低828元。

表12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人均收入比较单位：元年份东部中部西部东：中：西城市农村城市农村城市农村城市农村1980－245－191－167－146∶114∶11985114451310323801309322087∶079∶1159∶118∶11989212087417215352099458101∶087∶1190∶120∶1续表年份东部中部西部东：中：西城市农村城市农村城市农村城市农村199440251812288211043044842132∶095∶1215∶131∶11997627730054318197844841399140∶096∶1〖〗215∶141∶1资料来源：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省与省之间人均收入差距要比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更大。在1980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05元。其中最高的上海市，人均为398元，最低的是陕西省，人均为143元。前者是后者的278倍，绝对收入差距为255元。到1985年，人均收入最高的仍是上海市，为805元，人均收入最低的是甘肃省，为255元。前者为后者的361倍，绝对收入差距扩大至550元。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5年之后，虽然中央政府对地区收入差距问题高度重视，但高低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继续扩大。仍以上海和甘肃为例，1998年甘肃省的人均收入为1393元，上海市的人均收入则为5407元，后者是前者的388倍。绝对收入差距高达4014元。高低收入省份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没有农村这样大，但也很明显。仅1991—１９９５年，人均生活费收入最高省(市)与收入最低省(自治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以收入最低省为1)就从251∶1扩大到了1993年的250∶1和1995年的265∶1，绝对差额从1358元扩大到了426263元(详见表13)。表131991—1995年省际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差距变动状况①参见唐忠新著：《贫富分化的社会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年份最高收入最低收入地区元地区元极值比绝对差额(元)1991广东2535山西1177215∶113581993广东4275内蒙古1710250∶125651995广东684965内蒙古258702265∶1426263资料来源：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这一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但中国在1995年这一比率已经达到25。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性福利，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会增加72%。即使考虑到农民进城打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因素之后，1995年城乡实际收入的比率也在4左右。这是举世无双的城乡收入差距。②汝信主编：《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中国已经加入WTO，农民收入问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形成了明显的二元结构的经济特征。在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情况下，城乡收入扩大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同时也有政策上的失误。城乡收入扩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3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但不是很严重。1999年，按五等分组的最高收入，户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2084元，是最低收入户平均2617元的46倍，绝对差额为9467元，比1986年的859元增加了8608元。①刘方域、刘社建：《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载2002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至于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富分化，则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与收入的整体提高相伴随的；二是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1)价格双轨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由于商品缺口大，放开价格，势必导致价格上涨。通过双轨制可以缓解压力。两种价格之差，成为一些国有企业和权力机关谋利的手段。将国家分配的商品高价转卖出去，有权分配这种商品和有权转卖这种商品的权力者将获利：(2)两种体制并存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比如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某个体企业的股东(也可能是他的亲属)，或是定期向集体或个体企业提供优质原料，或是定期高价购买这些企业的劣质产品，从中受益：(3)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垄断行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垄断行为包括部门垄断、行业垄断，如电信、银行等部门的收入高于其他部门。这些部门受益，很多是因为以前国家的高投入(如有线通信等)加上垄断行为，使得这些部门从中大大获利；(4)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内部人控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对国有资产的集中控制逐步放松。各部门通过“内部人控制”，将国有资产转化为本部门甚至个人资产。以住房制度为例，改革初期，房源多的部门将住房廉价卖给了个人。总之，由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在体制转型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两种体制并存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们比较和鉴别，促使观念的转变；缺点是可供钻的空子比较多，使一些人非法致富，如价格双轨制、垄断行为等等。渐进转型导致的无序行为程度不同地扩大了人们收入的差距。这是渐进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但究竟付出多大的成本是合理的，这是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不过，相对而言，渐进转型比激进转型付出的成本要小，出现问题也有时间解决，便于国家对改革进程进行有效的控制。俄罗斯贫富分化的最基本特征是生产下降，在人民生活水平下滑的同时，出现暴富阶层。俄罗斯的少数人靠什么致富?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著名政治活动家卢日科夫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从前的全民财富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而大多数公民仍处在贫困之中?生产在下滑，可是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大款?”卢日科夫自己回答道：“我们从前的全民财富并不是不知去向，几乎全部都转入寄生资本的手中。他们不会有效地利用它，只能把它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输出国外。我们的大款们就是如此冒出来的。”①［俄］卢日科夫：《莫斯科，我们是你的儿女》，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第一，通过垄断行为出卖国家资源。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罗斯原油、矿产、木材等原材料产量很高。由于苏联长期与西方市场隔绝，加上卢布与美元汇价不合理等因素，在1989—1994年间，苏联原材料价格和世界市场的价格差距非常大。许多产品的国内价格只是世界市场价格的若干分之一：原油(1／100)，成品油(1／１４６)，机械(1／２７)，天然气(１／１２)，煤炭(１／６１)食品纺织等一些轻工产品(１／３)。1992年后价格放开，这些产品的价格上升至世界水平。国内外市场的巨大差距暗含着巨大的利润和无限的商机。各部门的主管官员、新生的商人相互勾结，先是争夺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然后用卢布低价收购石油、钢材等原料，运到国际市场高价抛售。有的学者估计，仅1992年，这类收入就高达近千亿美元，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30%。①张树华著：《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在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地位和关系取得需要的进出口许可证、执照和限额。出口优惠不仅使得一些官员，而且使得商人成了暴发户。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年轻总统和百万富翁基尔·伊雷姆日诺夫毫不隐讳地说，他“最早赚的几百万靠的是出售石油和石油制品”②《俄罗斯往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在国家垄断出口的体制下，权力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根据生意人自己的供认，1992—1993年间，出口木材的大宗买卖，没有一笔不是通过前林业部一位头头的儿子的中介成交的。按出口数量计算，林业还不及天然气、石油和冶金工业，但是它在1993年的出口交易额就有14亿美元了。”③《俄罗斯往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倒卖出口许可证是出卖国家资源的重要途径。“例如，1992年发给‘香木缘’公司出口金属汞600吨的许可证，而这种汞当地并不生产。”①［俄］维克托·安德里亚诺夫：《叶利钦传》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6页。“还曾发过出口价值8800万美元的329吨镐的许可证，这种东西本地也不生产。”②［俄］维克托·安德里亚诺夫：《叶利钦传》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6页。“仅1992年就向300多家各种出口单位发放了约1000份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出口产品，主要是原料的许可证。”③［俄］维克托·安德里亚诺夫：《叶利钦传》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6页。第二，通过侵吞银行贷款把人民的存款变为个人的财富。1992年的自由价格政策是引起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两极分化的根源。盖达尔设想，放开价格后价格上涨不超过2—４倍，最坏的状况是３—５倍，企业对价格上涨信号做出反映，然后价格逐步回落。但事实是1992年前1个月价格就上涨了300—４００倍。在3个月内，就将俄罗斯人民的存款毁掉了99%。价格上涨的后果之一，是多数人领不到工资，企业缺少流动资金。国家被迫发行货币，向各生产单位发放贷款。这些贷款的数额是巨大的，存放在商业银行里，由银行经理和企业厂长支配。国家给企业贷款的利息是很低的，一般在10%以下，而银行的经理，企业的厂长可以高额的利息再转贷给其他企业。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贷款存在着广泛的市场，这种转贷的利息高达25%左右。这种转贷的差价都被银行和企业领导人侵吞了。通货膨胀曾是俄罗斯银行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1992年俄罗斯因通货膨胀引起的价格上涨为1200%，1993年为800%，1994年为156%。④T·切尔尼科夫：《谁主宰俄罗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一般说来，商业银行可以毫无障碍地将俄罗斯经济部门支付的大部分通货膨胀税据为己有。在高通贷膨胀时期，银行的法定基金和资产增长了149—199倍。①T·切尔尼科夫：《谁主宰俄罗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第三，通过私有化政策侵吞国有资产。在出卖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由于准备不充分，程序上漏洞很多，出卖的企业的价格远远低于实际的价格，使政府官员得到了大量的回扣，私营企业主占了大的便宜。在俄罗斯整个私有化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暴富群体的出现。这成为社会急剧两极分化的实践起点，也是社会出现“反控制”倾向的重要原因。第一，私有化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据俄联邦共产党的估计，价值2000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有民族企业，仅卖了实际价值的3%，大约70亿美元②见1999年1月26日(俄)《苏维埃俄罗斯报》。。价值千万美元的乌拉尔重型机器厂，仅卖了373万美元③见1999年1月19日(俄)《独立报》。。莫斯科吉尔汽车厂1992年以400万美元卖给了一家公司，由于管理不善被迫停产。1996年莫斯科政府以650万美元购回该厂67%的股份，还要承担该厂所有的债务④见1999年1月31日《光明日报》。。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厂也只卖了370万美元。⑤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米克罗金”公司的主任亚历山大·叶皮凡诺夫只花了100万美元就买下了首都利加乔夫汽车制造厂25%的股份，还当上了这家大型汽车厂的总经理。⑥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第四，通过社会犯罪非法获取财富。俄罗斯的社会犯罪要比市场经济的发展快得多。“同1984年的犯罪率水平相比，1989年的犯罪率水平达到了1154%，1990年则达到了155%。”“1992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的犯罪率与1991年第一季度相比提高了336%”①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经济领域的犯罪率提高得最为迅速。官员收受贿赂成为普遍现象。“1991—１９９２年时任莫斯科市长的加夫里尔·波波夫在回答记者问时说，官员们收受贿赂就如同饭店服务员由于提供了良好的服务而收小费一样。”②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这些经济犯罪主要表现为：第一，走私犯罪。根据瑞典海关的资料，仅从1992年5月至9月，就从俄罗斯经爱沙尼亚非法地将45万吨有色金属运进了瑞典。③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第二，地下经济活动(又称影子经济)。法律所禁止的各类经济活动都可以归入这种经济。比如用走私进来的酒精制造伏特加。“1993年影子经济的收入高达35亿卢布。”④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第三，黑社会控制经济，收取大量的保护费。莫斯科有很多商品市场被黑社会控制，这些商品经营者为了自己的安全要定期交纳保护费。第四，贪污受贿。“英国一个‘危机监督’小组1998年在伦敦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认定，在俄罗斯，每年由于贪污受贿造成的损失竟高达150亿美元。”⑤［俄］维克托·安德里亚诺夫：《叶利钦传》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第五，通过购买政府短期国债获取财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政府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降低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实行通货紧缩的结果是造成了政府财政“吃紧”，财政面临着巨大的亏空。俄罗斯政府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解决燃眉之急。政府发行短期国债，为了支付债券利息，必须经常发行新的债券。但利率提高了，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16%—18%，从而保证国家的“债权人”收入增加。①T·切尔尼科夫：《谁主宰俄罗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据《鉴定人》杂志估计，1997年初这些货币代用券的总额已接近700万亿卢布。”许多银行实际上把所有的闲置资金都用于购买国家证券。这从表14中可以得到证实：1998年7月1日前购买大批国家证券

表14(短期国债、金融抵押债券等)的银行②T·切尔尼科夫：《谁主宰俄罗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位次银行名称国家债券投入

(亿卢布)占流动资产的

比重(%)1俄罗斯储蓄银行105636689961 2首都储蓄－农工银行500985579153奥涅克西姆银行429131382264英科姆银行370762967945对外贸易银行 313014160876汽车银行192384382927莫斯科银行165296395788英斯科商业银行137162777349国家储蓄银行1277300882110天然气工业银行1163061599211俄罗斯信贷银行1033573277812索芬特雷德银行972769756013国际商业银行940392818814梅纳捷普银行784057697415“托利”银行713968576816“泽尼特”银行704553958417工业建筑银行683332588518国际金融公司576243758219古塔一银行552171735120桥银行5207907481第六，通过偷税漏税侵占国家资产。俄罗斯1992年实施“休克疗法”以来，企业面临严重的困难。当时有70%的企业家都有过偷税、漏税的经历。1994年，总共只征收到14%左右的预期税收。①［俄］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1996年，俄罗斯有近一半的税金未能收缴，造成国库收支困难。为此，叶利钦总统下令成立“临时特别委员会”进行检查。1997年初，当时的俄罗斯检查院总检查长尤·斯库拉托夫在向议会所作的题为《俄罗斯的法制状况与1996年检察院机关的工作》的报告中称，全俄260万法定纳税人中有1／３不向税务机关报表，不履行纳税义务。三、中俄两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基本思路中俄两国的社会贫富分化与社会中间阶层的发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贫富分化的严重存在，社会中间阶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反之，社会中间阶层发展不起来，表明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中俄两国出现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相比而言，俄罗斯国有资产流失的数额更大。如前所述，俄罗斯的国有资产流失培育了一批暴富阶层。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估计，价值2000亿美元500家大型国有民族企业，仅卖了实际价值的3%，大约70亿美元。②见1999年1月6日(俄)《苏维埃俄罗斯报》。究其原因，主要是采取了激进的转型模式。由于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全面实行了“休克疗法”等措施，人们的观念严重滞后，各种法律规章不健全，操作过程的漏洞比较多，为国有资产的流失造成了机会。特别是激进的转型模式使得出现问题后无法及时解决，甚至会造成失控状况。中国也存在着非法致富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由于采取的是渐进的转型模式，能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1984年以后，中国实行价格“双轨制”，出现了议价大幅度上涨，有些紧俏物资如钢材的计划价与市场价相差几倍，这使许多倒卖钢材批件和实物的投机者从中渔利甚多。还有的党政机关通过创办各种公司倒卖国家紧俏物资大发横财。但这些问题都比较及时地得到了解决。比如198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到1989年6月，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已撤销，合并6481户，与党政机关财务脱钩10386户，移交有关部门1063户。三项合计17930户，占党政机关办公司总户数的905%。激进转型导致暴富群体的形成，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他们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中间阶层”的形成。俄罗斯社会学家认为，俄罗斯中间阶层的作用从三个方面被遏制住了，第一方面来自国家；第二个方面来自犯罪集团；第三个方面来自大资本。中间阶层发展不起来，是俄罗斯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中国的过度利益分化，对政治稳定也形成了挑战。这一方面是由于居民对阶层间收入合法性的怀疑和否定，处于较低收入水平的阶层认为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是采取了非法和非道德的获取方式，因而存在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低收入者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相对被剥夺感的存在，就可能冷漠人们对于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期望，继而逐渐丧失对社会的信任感和道德素责任感，产生严重的社会心理不平衡。社会心理不平衡往往转化为社会的不满怨恨和对占有财富的畸形渴望，从而加剧社会道德、行为失范，很多时候甚至可能导致以非理性方式冲击既存的制度和秩序。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人的政治动乱时就曾说过，“纵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叛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50页。尤其是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总体收入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基础上的差距。在多数人刚刚解决温饱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的收入达到那么高的水平，对社会心理的稳定，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同样是100倍的收入差距，月收入1万元与100万元，同月收入100元与1万元相比，意义大不一样。虽然都是100倍的差距，但前者的低收入者可以保持小康生活水平，而高收入者月收入100万元，就其生活消费而言，已无多大意义，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消费总是有限度的。因此，1万元与100万元的差别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不大，这是高起点的差距。相反，月收入100元则无法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与1万元的差距犹如天上地下。这是低起点的差距。从社会心理来说，由于高起点的收入分配差距对个人生活的实际影响较小，因而比较容易为社会容忍和接受，而低起点的收入分配差距对个人生活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难以为社会容忍和接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1999年7—8月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3个城市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有808%的人对现阶段“贫富差别”状况感到不满。②汝信等主编：《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不满程度如此之高，政府与社会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解决的办法就是继续坚持渐进式的转型模式，通过不断健全法制来逐步解决。中俄两国在现有条件下，只有坚持渐进转型的模式，通过健全法制和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来调整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这是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基本思路。这其中，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制度。在俄罗斯，自然人所得税是仅次于企业利润税和增值税的第三大税种。1998年俄罗斯国家预算中，自然人所得税为712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①高强：《俄罗斯联邦税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目前俄罗斯有关所得税的法规有两个：一个是1991年12月7日颁布后有过多次修改补充的《俄罗斯联邦自然人所得税法》，另一个是俄罗斯国家税务局1999年6月29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自然人所得税法适用条例》。按照这些法规的规定，居民从企业、机关、组织和其他雇主那里获得的全部收入，如工资、奖金、和完成劳动义务相关的其他报酬，都应课税。所得税按累进税率征收。由于俄罗斯通货膨胀一直比较严重，征收累进税的收入档次标准经常变动，从1994年至1998年先后变动过3次，但基础收入段的税率多年未变，保持在12%的水平上。普京总统执政后，所得税税率被调整为13%，并承诺今后几年保持不变。但由于俄罗斯采用了激进的改革模式，相关的法规制度不健全，普遍存在偷税漏税的现象。根据俄罗斯税务警察厅的估计，有30%应交的税款被隐瞒。1995年总共只征收到40%左右的预期税收。②［俄］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页。再比如，在10个不同收入居民集团中，最后五个集团(收入最低层)1997年纳税率为93%，而最前面的五个集团(收入最高层)的纳税率仅为17%。1997年未缴纳的所得税总额为1000亿卢布，前五个集团占了680亿卢布，也就是占了2／３。这就是说，在目前的俄罗斯，所得税主要是由被称为中等阶层的人来负担。①［俄］A·B·乌卡耶夫：《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与矛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这些都是激进转型带来的后遗症。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更加说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了完善法制和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中国也存在着高收入阶层偷税漏税的现象。2002年7月一些著名演员因偷税漏税被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但从整体上说，这种现象相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好得多。原因就在于我国采取了渐进的转型模式，各种配套措施比较健全。第二，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十分健全的。但总的来说，这种制度倾斜于公平有余而考虑效率不足。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滋生惰性的温床，从而也就从根据上堵塞了创造社会福利的来源。俄罗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同以前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由于俄罗斯激进的转型方式导致生产急剧下降，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社会保障事业。2002年，俄罗斯的失业补助金只相当于最低生活费标准的15%；多子女家庭的平均补助仅相当于儿童最低生活标准的12%；退休金经过几次指数化后由原来最低生活标准的45%提至1999年的50%，2000年底的60%。2000年2月1日，俄罗斯把退休金再次上调10%，但俄罗斯居民的平均退休金水平也只有900卢布(折合300元人民币)。其他社会保障方面也是如此。从1991年到1999年，俄罗斯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政府支出减少了33%。这使得政府对居民所做的提供免费医疗救助的承诺无法兑现。据专家估计，要想使俄罗斯所有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达到法定标准，至少要占用4%—５%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俄罗斯现今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只能是“纸上谈兵”。①唐朱吕主编：《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俄罗斯所能做的，只能是把钱“用到刀刃上”，将有限资金救助真正困难的人们。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由于经济发展了，社会保障制度正逐步建立起来。尽管其中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基本上使贫困阶层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渐进转型模式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