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变迁，既是一个社会经济状况变化的反映，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状况变化的反映，同时其本身也是社会变迁的重要体现。1949年—1956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确认识建国初期的国情，紧紧抓住生产建设这个中心，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一五”计划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变迁提供了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主要考察中国社会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一、衣在新中国，人们衣着打扮的变化，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经济的，依人们的经济状况而定；二是政治的，依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定。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人民群众的衣着打扮创造了经济条件。在主要工业产品中，纱、布、毛线、呢绒、丝织品都有大幅度增长。如表1所示：表11949—1957年纱、布、毛线、呢绒、丝织品产量年份纱(万吨)布(亿米)毛线(万吨)呢绒(万米)丝织品(亿米)１９４９３２７１８９０１８５４４０５１９５０４３７２５２０１３４８８０５２１９５１４８７３０６００８４０２０６３１９５２６５６３８３０２０４２３０６５１９５３７４５４６９０３７６２３０７４１９５４８３４５２３０３３７８２０７８１９５５７２０４３６０３７１０２７０９４１９５６９５２５７７０５７１４２７１１９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380页。上述各种工业产品的增加为人们衣着的改善创造了物质条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有了增长。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为445元，1953年为495元，1954年为517元，1955年为527元，1956年为601元。①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5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1956年比1952年增加156元。农民的收入也有增长。如果以1952年农民收入指数为100，则1953年为1069，1954年为1107，1955年为1207，1956年为1243。在消费中，人们对于衣着的支出也不断增大。据吉林省的调查，职工家庭衣着的支出，1941年为919元，占总支出的346%，1952年为349元，占总支出的588%，1955年为2613元，占总支出的4226%，1956年为3026元，占总支出的4445%。农民家庭衣着类的支出，1941年占469元，占总支出的369%，1952年为1462元，占总支出的5433%，1955年为1217元，占总支出的4679%，1956年为1178元，占总支出的4660%。①国家统计局编：《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1页。工农衣着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差不多，但农民收入少，支出亦少，所以城乡还是有差别。“解放后职工布匹消费量比伪满时期提高4倍以上，年消费量为30—40尺，能做5—6件单衣，农民用布21—29尺，可做3—4件单衣，将近伪满时期的5倍。”②《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321页。上述数据说明，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群众的生活还远达不到富裕的程度，但是和解放前相比要好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和吃饱一样，穿暖是完全实现了。这是从经济方面看服饰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政治对服饰的影响最大。其集中表现是趋同大过了求异，而趋同又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西服，在民国时期是作为一种新的潮流自西方引进的，而这又一度与革新联系起来。“革命臣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不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其少有优裕者必备洋服数套，以示维新。”①《大公报》，1912年6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服已成昨日黄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所穿的中山装干部服式样在全国流行起来。这本身就有政治色彩在其中。这种装束，不仅仅在城市，就是在农村也十分流行，许多人在结婚或参加其他重要活动时，或做或借一套中山装干部服穿上，已成时尚。当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说：“穿制服的男女一年多似一年，近一二年不但是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穿制服，而且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无论是家庭主妇、农村妇女，甚至连小学生也有不少穿上了制服。”②《谈谈服装问题》，载《新观察》1955年第11期，第16页。1955年《新观察》杂志的读者来信说：“在我们这个山区里，现在也已经走向‘干部服’的趋势”。③《农民的服装是多样的》，载《新观察》1955年第11期，第18页。经过“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资方人士为了融入人民群众之中，纷纷脱去西装革履。而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象征身份的瓜皮帽、团花缎棉袄，已成为剥削的象征。“地主帽”包含的政治因素，是没有经过那场运动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除了干部服外，女性追求的是列宁装、布拉吉。列宁装是西服改进后的款式——大翻领、大掩襟、双排扣、斜插口袋、配一条同质腰带，多用灰卡其布缝制。女式服装用列宁名字命，本身就具有政治色彩。而学习苏联，更是向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的政治问题。“布拉吉”是“连衣裙”的俄语译音，它同列宁服一样，也含有政治因素。而其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消失于60年代，也和政治大气候相吻合。在服饰方面，节俭也是当时的时尚。节约当然是中国人的传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固然是由于生活还不富裕，但也有艰苦朴素就要“打补丁”这样的极端因素在其中。有人将新买的衣服放在水中洗得发白，认为这才是美。个别人将没有破的衣服，裤子甚至袜子上补上几块补丁，以示节俭。这和20世纪80年代后流行的将衣服弄破弄旧甚至购买故意制作的这种服装，形式相同，但其中所含的政治意蕴就完全不同了。对于服饰变化这种趋同的政治倾向，1955年，曾开过服装问题的座谈会，《新观察》的许多读者也投书杂志提出看法。有人对农民的服饰提出意见说：“做干部服就不得不到离家十余里的集市上去找裁缝铺。这样既浪费时间，还要多用布，多花手工钱，又要加穿衬衣、衬裤(北方广大农民穿便服不套衬衣衬裤)，又不适合田野运动，所以应该提倡适合劳动人民穿、家庭妇女又容易做的衣服式样。”“结婚时穿的质地较好的嫁衣或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一些质地优良的衣服，都放在衣橱的最高层，但是有喜事时，又要去借或者再做干部服，因为农村没有人提倡穿从前的衣服，所以连新带旧衣料费的积压是惊人的。”①《对农民服装的意见》，载《新观察》1995年第11期，第16页。张琴秋在《谈谈服装问题》一文中指出：“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要适应社会风气和表现自己朴素，把过去原有的旗袍、裙子式男子的西服积压在箱子里不穿，保管不好就会被虫咬坏或褪色，这样又影响到衣料一定程度的坚牢度。另一方面反要拿钱出来做制服。还有一些人将原存的西服不穿，一定要重新加工改制成制服才穿。颜色鲜艳的旗袍和裙子不穿，一定要重新染过，染成黑的蓝的再改成制服衬衣才穿，这些做法是很不经济很不合理的，也是违背节约原则的。”②张琴秋：《谈谈服装问题》，载《新观察》1955年第11期，第16页。这既是对当时人们穿衣状况的描述，又是对此种现象提出的批评。至于人们的装束依风俗习惯而定，主要体现在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服饰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二、食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国人的饮食方面开始发生变化。许多研究者指出，饮食方面的变化主要是西方的饮食习惯逐渐融入到中国社会中。这是事实。但是就国人的大多数而言，饮食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农村甚至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吃西餐、饮洋酒，毕竟是少数上层人的雅兴。而中国传统的菜肴，更适合大众口味。况且，由于生活所迫，广大人民群众温饱尚且不能，何以去追求洋时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亦未发生大的变化，依然是以主食为主。南方人爱米，北方人喜面，副食依然是蔬菜、肉、禽、蛋、鱼等。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人的饮食没有变化。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粮食增多了，人民食不果腹的问题得到了改善；二是人们的副食量增加了；三是家庭收入用于饮食方面的比例小了。关于主食的情况，表2是1952年至1957年人均粮食消费量：表21952—1957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单位：公斤年份１９５２１９５３１９５４１９５５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全国１９８１９７１９７１９８２０５２０３城镇２４１２４２２３６２１５２０１１９６续表年份１９５２１９５３１９５４１９５５１９５６１９５７乡村１９２１９１１９０１９６２０５２０５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76页。全国人均粮食每年在200公斤左右，虽说仍然无富余，但是和解放前相比，已经大有改善了。还应提及的是，在粮食作物中，品种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水稻、小麦和部分杂粮的产量增加了，首先体现在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稻谷的播种面积，1952年为42573万亩，1956年为49968万亩；小麦的播种面积，1952年为37170万亩，1956年为40908万亩。从粮食产量的构成看，稻谷占粮食产量的比例，1952年为418%，1957年为445%；小麦占粮食产量的比例，1952年为111%，1957年为121%。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9)》，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１３３页、166页。从此点可以间接地说明：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细粮比例大了。饮食方面的第二个变化，是副食条件改善了。解放前人民群众生活苦，除粮食少且粗粮多以外，还体现在副食品极少。下面关于吉林的解放前后的对比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说明。解放后职工每人年平均消费量：粮食为350斤，其中细粮占50%以上，为伪满时期的7倍多；蔬菜250斤左右；肉11—16斤多，差不多每月吃一斤肉，超过伪满时期1倍以上；鸡子20个，为伪满时期的3倍。生活水平虽不很高，但已经开始过着以细粮为主，鲜菜不缺，肉食近于经常，年节当更丰盛的生活了。解放以后农民每人年平均消费量：粮食为385斤左右，细粮消费量逐年增加，1956年约为54斤，为伪满时期的3倍多；肉10斤多，为伪满时期的3倍；油3斤多；蔬菜吃得虽不比1941年多，但实际上是多吃了，因为1941年的蔬菜中有一部分是作为主食消费的，同时30%是野生菜，现在95%是园艺田菜。①《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319—320页。我们再看1952年和1957年平均每人植物油、猪肉、牛羊肉、家禽、鲜蛋、水产品、卷烟、酒、茶的消费量：食用植物油1952年每人为21公斤，1957年为24公斤；猪肉1952年每人为59公斤，1957年为51公斤；牛羊肉1952年每人为092公斤，1957年为111公斤；家禽1952年每人为043公斤，1957年为050公斤；鲜蛋1952年每人为102公斤，1957年为126公斤；水产品1952年每人为267公斤，1957年为434公斤；食糖1952年每人为091公斤，1957年为151公斤；卷烟1952年每人为1090盒，1957年为1690盒；酒1952年每人为114公斤，1957年为137公斤；茶叶1952年每人为008公斤，1957年为012公斤。②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猪肉在这一时期的消费有所减少，全国人均从1952年59公斤减少到1957年的51公斤。但是减少的主要是乡村，尤其是在合作化的高潮时期。城镇还略有上升。此外，其他各种副食品及烟、酒、茶等的消费量都有所上升。食品消费方面变化的第三个体现，是饮食支出在全部收入中的比例变小了。以吉林省为例，如表3：按照恩格尔系数，收入越低，用于食品中的收入比例越大，表明这个社会越贫穷。通过上表我们看出：与解放前相比，职工、农民的食品所占消费比重发生了变化。工人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农民由6920%下降到6127%。但是，无论工人还是农民，食品消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重还很大。尤其是农民，还占一半以上。这说明，农民还没有脱离贫困状态。人民群众的饮食状况发生变化，一是通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耕地亩数的增加；二是通过改良品种，施用化肥，改良农具等，增加了农产品的单位产量。表3吉林省饮食支出变化单位：元１９４１年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金额比重金额比重金额比重金额比重职工方面

每人平均生活费用

食品

１０４04

6276

10000

6032

１４４７７

６４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７７

１５６７２

７１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６５

１６７７２

７４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１７农民方面

每人平均生活费用

食品

５３４４

３６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２０

７４９１

４５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６７

７６３０

４６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４２

７５０８

４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２７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第318页。三、住居住条件是人们生活的必需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居住条件是一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在城市，富有者住的是花园洋房，室内设施齐全，而贫穷者或仅避寒暑，或求此且不能；在农村，富有者深宅大院。青堂瓦舍，贫穷者土坯垒屋，甚至住山洞、地窨子。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善。在城市，党和政府注意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对住房投资不断加大，住宅面积不断增加。表5是这一时期历年住宅建筑面积增加的情况。到1957年，新建住宅面积累计已达10916万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了10665万平方米。扩大的这些住宅面积缓解了城市住房难的问题。表41950—1957年住宅建筑面积单位：万平方米年份１９５０１９５１１９５２１９５３１９５４１９５５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当年新建住宅面积２５０４６０７５１１３４２１３２７１４４６２５２３２８１６建筑住宅面积累计２５１７１１１４６２２８０４４１３１５５７７８１００１０９１６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页表改制。据１９５６年８月对北京、天津等99个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职工对住宅情况的调查，由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供给住宅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46%。从全国来看，职工住宅由公家解决的占50%左右，其余的由个人解决。由公家供给住宅的职工人数比，中央所属单位为53%，地方所属单位为40%，工业为53%，文教卫生为52%，农林水利为51%，国家机关、党派、团体、公用事业单位为50%，交通、运输、邮电单位为38%，建筑、地质勘探单位为36%，财贸单位为34%。平均每人住宅面积为395平方米。①参见《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在新建的住宅房中，建筑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从地区方面看，不仅仅在城区建住宅，而且在近郊区、远郊县区都建了住宅，尤其是在近郊区，建筑面积增长迅速，远郊县区也开始兴建住宅。从住宅的楼层来看，主要是一层的平房和二至三层的楼房，尤其是一至三层的楼房建筑面积增加较快。四至五层楼房也逐渐出现，并且发展速度较快。六至八层的楼房则较少。城镇住房的另一个变化是房屋建筑结构发生了变化。见表5。表51953—1956年房屋建筑结构变化情况单位：%年份１９５３１９５４１９５５１９５６钢铁结构１６０６１２０７钢筋混凝土结构３０４１５１２７混合结构３０１３２９３３３１８１砖木结构５３３４７２４１０５２１其他结构１２０１５２１９４２６４资料来源：《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第140页。从表5可以看出，第一，砖木结构在房屋建筑中占了较大比重。第二，在全部房屋建筑中，钢铁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合结构等高级结构在1954年、1955年有上升趋势，1956年开始下降。具体到住宅，混合结构下降很多。1953年占建筑住宅总面积的313%，1954年为445%，1955年为437%，1956年为216%。下降的原因，是这种结构造价过高，每平方米达60元，而砖木结构每平方米仅为40元，其他结构仅为30元。①参见《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141页。农村农民居住面积的改善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在土地改革中，农民分得了地主的住房，二是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开始自建住房。土地改革所没收的地主财产，包括房屋。地主房屋房屋被没收后，部分留作公用，部分分给缺房的贫雇农。没收后分配到住房的农户，仅仅是一小部分，数量很少。但对于这些农民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没收地主房屋分给贫雇农所解决的毕竟是少数农户的问题，也不能根本大多数农民住房解决问题。所以，在土地改革后，在农民生活逐渐好转的情况下，部分农民开始盖新屋。《河北日报》记者王林在谈到王国藩农业合作社时，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一九五二年前，国家每年要给这村发放五万斤以上的救济粮和一百几十套寒衣。虽然国家这样支持，还有四户不免讨饭吃，孤儿戴存还曾经被迫当房、典地。如今，这些人都能有上千斤余粮，赎回了房、地，没有房子的盖上了房子，破旧的房子翻盖一新。原来一家七口伙盖一条被子的王荣，两年多来，每人添置了一套花细布被褥，近几天又盖起了三间新房。”①王林：《勤俭办社》，载《河北日报》1955年5月4日。天津西郊王顶堤乡王顶堤村的情况是“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得生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全村几年来，盖房约三百多间，一九五四年冬季和一九五五年春季盖了一百六十多间，而且多是砖房。”②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4页。吉林省农民的房租水电费，1941年为186元，1955年为004元。③《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323页。农民基本没有水费。房租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土改时分了房子或自己盖了房子。四、行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前三者的变化，在速度和彻底性方面，都较稳健。衣的变化，虽随着社会的变革、新服饰会马上随之而来。但是中国传统服饰毕竟流行了几千年，民族心理决定了其必然会保留下来一部分，或在其原有基础上改良。食的变化，由于中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美食传统，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并且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习惯，演变起来更加迟缓。住的方面，由于住房的造价、不易变化等特点，变化也不很容易。唯独在行的方面，当新式的交通工具一旦出现并显示出优越性后，就会立即冲击旧有的交通工具，并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变化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铁路机车、轮船、长途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对各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交通起了重要作用。铁路机车出现于晚清，民国时日渐增多，铁路运输里程也增多了。到1949年，铁路运输里程已达218万公里，客运量达102976万人，旅客周转量为13001亿人/公里。1949年以后，铁路运输状况不断改善。1952年铁路营运里程为229万公里，客运量为16352万人，旅客周转量为20064亿人/公里；1956年营运里程为265万公里，客运量为25211万人，旅客周转量为34379亿人/公里。①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496、497页的有关数字。1949年铁路客运量为客运量总数的752%，1952年为667%，1957年为49%。在这一时期，新建成的主要铁路线有：广西来宾——睦南关线，419公里，1951年10月通车；四川成都——重庆线，505公里，1952年7月通车；甘肃天水——兰州线，354公里，1952年10月通车；广西黎塘——广东湛江线，315公里，1955年7月通车；北京丰台——河北沙城县，101公里，1955年7月通车；内蒙古集宁——二连线，337公里，1955年12月通车；浙江萧山——穿山线，140公里，1956年4月通车；陕西宝鸡——四川成都线，669公里，1956年7月通车。②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1页。公路运输在这一时期发展最快。1949年仅有公路807万公里，客运量1809万人，客运量为1089万人旅客周转量为796亿人/公里；1952年公路营运里程为1267万公里，客运量为4559万人，旅客周转量为2264亿人/公里；1956年公路营运里程为2263万公里，客运量为18244万人，旅客周转量为7821亿人/公里。①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496、497页的有关数字。公路客运量占全部客运量的比重，1949年为012%，1952年为186%，1957年为372%。从1952年到1957年，全国新建成的主要公路干线共31条，总里程为14991公里。河运是运输另一个主渠道。尤其是在南方水网地域，河运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但客运量相对铁路公路运输来说增长较慢，1956年和1949年相比，河运线路长度增加了3万公里。客运量增加5615万人，旅客周转量每公里增加了2712亿人。②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496、497页的有关数字。河运量占客运总量的比重，1949年为114%，1952年为1467%，1957年为1375%。这说明河运在客运总量中的比重变化不大。第二，在城市，公交车不断增加，成为城市的主要非人力交通工具。人们的自行车拥有量增加也很快。表6是1949年—1956年全国城市公共汽电车的数量和运营情况。表61949—1957年全国城市公共汽电车数量和运营情况：年份公共电汽车数

(辆)公共汽车

(辆)无轨电车

(辆)客运总数

(万人次)１９４９２２９２１２６０１６６３７０２４１９５２３５１５２２２２２４４１１１４６４１９５３４１４４２７４１２９９１６６５３０１９５４４６４２３１４７３３５１８６５２９１９５５４９４７３４４０３３６１８７１８７１９５６５４５８３９２０３５８２６３３１５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7页。从表6可以看出，城市内公共汽车基数最多，增加速度最快，1957年比1949年增加了3197辆。这说明，城市现代化交通以公共汽车为主。无轨电车也有较大增长，1957年比1959年增加了327辆，客运量1957年比1949年增加了286917万人次，说明乘公共电汽车的人增长迅速。再以北京市为例，1949年运营车辆总数为164辆，其中公共汽车61辆，有轨电车103辆；运营线路11条，其中公共汽车4条，有轨电车7条；运营线长度766公里，其中公共汽车343公里，有轨电车424公里；客运量2885万人次。到1957年，运营车辆总数达878辆，其中公共汽车545辆，无轨电车83辆，有轨电车250辆；运营线路47条，其中公共汽车36条，无轨电车2条，有轨电车9条；运营线长度5473公里，其中公共汽车4493公里，无轨电车182公里，有轨电车798公里；客运辆45077万人次，并且，1957年北京市有出租车577辆，运营56万人次。同样是公共汽车增长最快。①参见北京统计局编：《北京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５３９页。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人们毕竟还不能完全依靠公汽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每千人拥有自行车的数量，1950年为0038辆，1952年为058辆，1956年为114辆。②郑惠、石仲泉、张宏儒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鉴》，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有关数字统计。据1957年对全国23个城市2615户工人家庭的调查，20岁以下的117户青年工人中，1368%有自行车；21—25岁的977户青年工人中，2057%有自行车；26—30岁的888户工人中，2016%有自行车；40岁以上的工人中，172%有自行车。①参见《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303页。又据北京市统计，职工家庭每100户有自行车数1955年为24辆，1955年为291辆，1956年为332辆。②参见《北京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页。以上所述主要是在城市。在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在这一时期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③《北京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564页。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主要还是受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影响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人民群众对社会变化最直接的感受。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景，将长久地留在经过那段历史的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