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知识界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时间是1950年夏季到1952年秋，狭义地说，不过二年时间。实际上这次运动断断续续，到50年代末期才基本结束。所以广义地说，运动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本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论述这次运动。一、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始50年代初期，解决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1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旧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长期受的是旧式教育，其世界观基本上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以至建国初期，这些人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政治上有许多模糊认识；2即使是50年代初期的青年学生，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很多、其经历是在旧的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所以身上也不同程度的带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烙印。少数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影响；3尽管如此，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当中许多人反感旧政权的腐败，从而是要求革命和同情革命的。新中国成立后，又有许多知识分子自觉地反省过去，热切地要求了解新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上述情况下，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确立代表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并以此教育并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6月，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办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随后，全国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当时，全国行署以上的单位办起各类革命人民大学57所，这些大学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的同时，主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在北京的中央革命大学规模最大，有学员7000多人，学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不失时机的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造的运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改造思想和学习马克思主义。1951年9月，北京大学12位著名教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发起北京大学教员政治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京、津两市高等教师学习会上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推心置腹地说，“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些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参加过戊戌变法，现在还在要求进步，所以，我们对思想改造要有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①《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7页、第55页。周恩来的话在知识分子中震动很大。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扬石先二十多年后回忆说，周恩来的报告“至今仍记在我心里”，总觉得他“是针对我的思想讲的，他说的是那么真挚，那么中肯啊！”②扬石先：《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对我的教益》，《天津日报》1977年1月14日。对于这些学习活动和周恩来的讲话，各地知识分子纷纷反映受益非浅，并表示了终身为工人阶级服务，为新中国服务的决心。运动在不断扩大。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在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普遍开展思想改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据统计，91%的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和80%的大学生，中等学校75%的教职员，都参加了这次运动。③参见《当代中国教育》（上）（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1952年，运动形成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多次表示，真挚地希望海外学子能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950年5月，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国回到北京。据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回忆道，当时人民政府正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仲揆（李四光，字仲揆——笔者加）回国后再开。谁知一直等了五个月还不见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①许淑彬：《回忆仲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41—42页。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真诚态度，使海外的知识分子深受感动。到1955年11月，回国的海外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有1041人。他们当中有许多著名科学家和作家，如华罗庚、钱学森、老舍、吴阶平、汪德昭、邓稼先、吴仲华等。②《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2页。这些人宁愿抛弃自己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也要回国。他们不仅积极参加祖国建设，还积极投身到国内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去。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以正面教育形式为主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完全必要的。二、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中国共产党还认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仅靠正面教育是不够的。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意识还严重存在，形而上学和唯心论还严重存在。所以，还必须以批评和批判的形式，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批判从对电影《武训传》开始。武训本来是一个不值得宣扬的人物。然而在近现代，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都对他的“办学”有过不同程度的肯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各地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武训传》出笼了。文艺界一些人宣传武训的本意是要配合这一运动。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教育方面的广度和高度都是当年武训办学所无法比拟的，所以这时来歌颂武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深刻。他对该电影的批评道：“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①《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的批评对当时知识界的震动很大。武训及其电影《武训传》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然而，电影《武训传》的作者、导演、演员以及一些有关人员也只是不同程度的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中国共产党认为，批判的目的和意义，只是要让人们知道，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认识。当然，也不能不看到，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消极结果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学术争论中从此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即以后一些本该是学术上的争论，却往往成为了政治高度上的批判。然而，学术界一些人借此过于否定当时的这场批判，本文认为不妥。树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绝对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红楼梦》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巨著。对于“红学”的研究，以往旧知识分子的研究方法，或是对清朝人物的“索隐”、或是对其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考证、或是对“自传说”的探讨。这些研究，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总的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还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其考证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俞平伯。1954年，有两位青年学者对“红学”研究权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一些质疑。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政治高度，看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树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的突破口。10月16日，他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应当注意到，在毛泽东的信中，还强调了政策界限，“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①毛泽东：《〈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正是因为这样，在批判唯心论时俞平伯的错误不再重要或者说是从来就没有重要过。批他只不过是提起一个由头而已。在当时一面倒的情况下，俞平伯并不服气，但是他不能不违心地认错说，“我过去是方向完全错了”，“我是不适宜做一切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不但不适宜作《红楼梦》研究而已”。多少年后，连俞平伯本人也说，“1954年批判我的《红楼梦研究》，我不想多说了，我只要说的，是我没有终止《红楼梦》的研究工作。”①俞平伯给周扬的信，见《百年潮》2000年4第期，第57—59页。实际上，当时并没有给俞平伯任何组织行政上的处分，《人民日报》也没有认真评论过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其实，毛泽东的原意并不完全在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他更大的目的、是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胡适是旧中国学术界的一面大旗，其学术观点及治学方法，在文化学术界的许多领域中，都有很深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出于与胡适政治上的对立，更不如说是政治上的需要，即不批判胡适的唯心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就很难树立起来。所以，10月31日，在中国文联和作协联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周扬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极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唯心论观点的批判，是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郭沫若说：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②《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也就是说，对《红楼梦》本身应当怎样去研究评论，并不是这次运动的实质。通过这场辩论和批判，揭露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以树立起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绝对权威，才是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从此，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唯心论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断断续续延续到五十年代末。这次批判的意义早已远远大于批判本身。其一，《红楼梦》从此广泛地走进中国各阶层的文化生活，客观上使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第一次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其二，批判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在当时社会上蔚然成风，人们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运用其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遗产以及其他问题，从而也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其三，这是思想界与学术界首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作摧毁性的批判，它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树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权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当然，批判《红楼梦研究》所起的消极影响也是很大的，以学术形式体现出来的人的精神世界是很复杂的，如果采取简单的批判与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虽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根本来说，它并不能起到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改造的效果。实际上那场批判与其说是给红学专家俞平伯学术上定了性，更不如说是在政治上定了性。在学术成为政治的情况下，那种政治性的批判或自我批判，几乎涉及到了当时很多有名的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作家和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政治思想上不同程度的、违心的检查了自己。批判《红楼梦研究》以后所有的学术上的批判，实际上都是政治上的批判。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繁荣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胡风是一位参加革命较早的旧知识分子。他本身确实有很多毛病。1952年文艺界对他作品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进行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影响下，不久对胡风作品中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升格”为政治上的批判。在不断上纲的政治批判中，胡风以及一些他周围的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毛泽东对胡风的宗派主义倾向过分的加以指责后，社会对他进行了更加过分的、甚至是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和极不公平的处理。胡风本人的处境比俞平伯要坏的多。他被送进了监狱，失去了人身自由。然而无独有偶的是，批判并没有使他的思想有什么改造，他与俞平伯一样，钟情于正在受批判中的红楼文化。他在狱中陆续写完了《石头记交响曲》，实际上正是他悲愤、冤屈、不甘、无奈、绝望情绪的曲折表达与寄托。可以说批判胡风所产生的社会消极影响比批判《红楼梦研究》更有过之。当时对胡风错误的“正确”批判，其实更大的错误是批判的本身。那种上纲到“政治领域”上的批判、那种“激起了各界人士极大民愤”的批判，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实际上对中国的民主建设、文艺上的繁荣及政治生活都产生了比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还要深远的消极影响。从此，一些人把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思想改造理解成了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那种“运动”式的阶级斗争，那种以“一些言论来上纲定性”的阶级斗争，那种本是学术问题、甚至是一些个人恩怨、宗派之争却上纲到政治问题的阶级斗争，其实都是庸俗化了的阶级斗争。可以说上述以批判形式进行思想改造所产生最大的消极作用是。从此，左的思潮更加膨胀。1957年的反右斗争事出有因。反击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严重扩大化。①当时，在东欧和苏联出现否定斯大林反对社会主义的浪潮。国内也发生了少数人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和行动。对这些人予以反击无疑是必要的。至于扩大化，仅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复查统计，到１９８０年，全国共摘掉54万余人的右派帽子，余下的5000人或维持原案或继续甄别，其人数还不到原来右派总数的1％，可见扩大化程度之严重。当然，扩大化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本文不对这些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只要说明的是：反右的主要冲击对象，是众多的知识分子。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是继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批判胡风之后，那种“左”的思潮不断膨胀的结果。在“左”的思潮下，即使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难免对形势做出错误判断，当时他认为：在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10%左右。②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4页。这样打击面显然是过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连周恩来等杰出的政治家也不能与当时“左”的思潮抗衡，他至多能做到的，只能是力所能及的保护一些人过关。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当时也是相当严厉的，轻则行政处分，重则开除公职，或被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牵连之下，很多右派家属长期遭受的歧视和打击。一些人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三、进一步的深思几十年过去了，即使在今天看来，当年那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还是必要的。从运动的结局来看，其积极成果还是大于其消极的影响。实践证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当中的很多人，尽管在“左”的思潮下不被重视，一些人甚至在以后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和遭受种种不公平的政治待遇。然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爱国之心并没有因此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他们始终毫无怨言地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当时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至今仍是各地方、各条战线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当年的那场思想改造运动的结果。但是应当看到，那场运动的消极影响也很大。毛泽东虽然对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提出了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深刻的批评，也正确的提出过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但是从根本上说，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如，他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2页。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中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和其他反动派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如此，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列入剥削阶级范畴。这也为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的形成，打下了某种理论基础。而理论上的误解与以错误理论掌握群众，也直接间接地影响着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此，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同其他劳动人民之间始终有一条似乎永远也迈不过去的鸿沟，直至以后的许多年中，他们都是“被接受再教育”的身份，许多人不敢讲真话，不敢向领导提意见，一些人更是看领导的意思讲话，阿谀奉承之风悄然增长。另一方面是“左”的思潮继续膨胀。“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狂热揪斗“走资派”的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上述二个方面不正常的发展所至。正如邓小平后来回顾历史时所说的，新中国建立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①《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９页。表面看来，消极影响的产生，是毛泽东的认识和意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作为历史的借鉴，我们不能没有进一步的深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任何历史思潮的产生，并不是出自那个人甚至是那个阶层、阶级当时的认识和愿望，归根结底，还是当时的生产力所决定。也就是说，经济这一因素，是产生任何历史思潮的根本动因。在中国，当年的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所以产生后来长达几十年的“左”倾思潮，也正是中国落后的经济所决定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指完全资本主义意义下的产业工人。但是理论上的绝对，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相对的。在现实生活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内涵是不同的。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在落后经济的制约下即使在近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是太少了，从而即使是以中国产业工人为主的工人阶级，也不能不是一个带有很深的农民阶级或其他劳动人民阶级烙印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的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先进生产力下的内涵。中国工人阶级的完全工人阶级化，是一个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克服小农思想和其他非工人阶级思想的过程。建国初期，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急剧扩大。1949年时全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仅有809万人。以后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人加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至1956年，工人阶级的人数就增长到2977万人。其中工业系统增加了489万人。①《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当代中国丛书）（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如此急剧扩大，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是——城市就业的人员成份很复杂，在大量非工人阶级分子和小生产者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的同时，也把原来自由散漫、狭隘自私等小生产者的作风和习气带到了工人阶级中来。把这批数以千万计的新工人教育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成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现实的情况是，对知识分子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对农民阶级，也同样需要进行艰苦的思想教育和改造。然而，根本的原因是落后的生产力的制约，执政的大多数工农干部本身就不是“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的产物，而是小农经济或其他生产方式的产物。再加上本身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很少知道国内外对于知识分子的紧迫需要等原因，使这些工农干部还看不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商品社会中，小农经济下的商品，主要凭借的是体力和经验，商品的价值体现得还不明显。然而商品的价值，从来都的知识和科技含量的体现。商品的知识和科技含量越高，商品的价值，以及价值背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就越高。由于知识和科技的重要，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国家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另外，当时知识分子不被重视，还有如下社会原因：一是中国在长期以来落后的农村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即落后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知识与生产相对脱节是影响我国知识分子命运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尽管经过土改运动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国民经济恢复很快。但是，农村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况不可能很快得到改变，知识与生产脱节的现象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国还缺乏使知识升值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还缺乏重视知识分子的经济环境。二是我国当时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需要集中相当大的财力物力以进行较大的基本建设等原因，使我国不能不进行很大程度上的计划经济，从而客观上也淡化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在历史局限性下，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有利于社会发展，不可能认识到提高知识与劳动的结合程度，完成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是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条件，也是从根本上消除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条件。三是在几千年来小农经济家长制的制约下，在因为种种原因新中国还不能不实施高度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在苏联政治斗争模式的影响下，新中国体制上的民主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免还有很大的不完善之处。而这种不完善的政治体制，与政治上的民主、与知识分子命运有直接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从“左”的方面去理解当然会起到很大作用。历史证明，凡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民主生活正常之时，（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知识分子的境况和发挥作用就会好一些；凡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偏差、民主生活受到破坏之时，（如反右斗争以后的一段时期）知识分子的坎坷也就必然多一些。然而，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看得很清楚，特别到近现代，生产力的进步越来越表现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上，知识商品在生产中越是升值，知识分子的地位必然越高，知识分子是国家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比以往更为必然。所以，建国初期，刘少奇说，“劳心劳力者都是工人阶级”；李立三也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周恩来最早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见《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7页。特别是周恩来，更是多次提出这个问题。1955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中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做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已经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②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8页。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认为，把知识分子逐步纳入国家的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的队伍，以扩大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已经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更是体现在现实国际斗争生活中的、比其他国家更为迫切需要的战略问题。特别是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为了提高国家的实力，世界各国之间的斗争形式已全面转入了表面看来是和平，实际上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科学技术的竞争形式。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形式，而“竞争”，也同样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在这一特殊的斗争形式下，争取科学技术的体现者——知识分子，已经是各国共同的做法。对此，党内重视知识分子的呼吁声日渐高涨。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现代科学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当我们在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的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周恩来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5页。但是，在深刻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下，当时执政的大多数工农干部事实上并不能接受周恩来等人的提法。由于个人的出身等等原因，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免有不同程度上的偏见。少数人甚至把知识分子看做“异己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潮一直存在。②《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3页。不仅如此，与小农经济适应的小生产观念，实际上比“左”的思想更隐蔽、更顽固地左右着人们对知识的看法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所以，一旦党内发生“左”的错误，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时，很快就在社会上得到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到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是很困难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干部。因为苛求这些干部，实际上就是苛求历史。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人。而这一点，正是那场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的根本原因。总而言之，造成当年思想改造运动消极结果的最终原因，是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及其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所决定。所以，树立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全面的认识，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艰难并依靠生产力提高的历史过程，中国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江泽民的讲话表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将永远成为历史，一个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拥有高科技、高文化知识头脑的崭新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将形成，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也必将出现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