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都是新兴的历史分支学科。国史研究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二十几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是对共和国各个时期的专题研究，还是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都预示了国史研究已经完成了拓荒期的工作。①参见刘国新：《近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述》，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93年、1994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杨亲华：《近15年国史研究述略》，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吴敏先：《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况》，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而对国史理论和方法的探讨，②于沛、邹兆辰等：“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更带有学科反思的性质。这无疑是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口述史学正式在西方确立，八、九十年代在我国受到学界的关注。早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时，评论员便呼吁“研究当代中国史，要特别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因为当年参加创建共和国的一些老同志还健在，他们亲身经历过共和国这段历史，对45年来的许多是非得失记忆犹新，可为国史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见解和资料。”①见《国史研究要大力加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前不久，朱佳木再次强调在国史研究中要加强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②见朱佳木：《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可见，口述历史理应是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国史研究为出发点，意在阐释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口述历史在国史研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国史研究如何克服口述历史的薄弱环节？第三，在国史研究中应该怎样加强口述历史学科的建设？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当代部分。它包括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民族、军事等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新学科，它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但同时，国史本身的个性特点和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决定了国史研究要与多个学科相交叉，并要广泛吸收各学科的优秀成果。惟其如此，才能满足它的发展要求，才能在学科建设中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这其中口述历史在增补史料、拓宽领域、转换视角等诸多方面对国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国史的当代性是它在时间跨度上的突出特点。当代人写当代史，虽存在诸如历史事件的沉淀不够、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较多等弊端，但也拥有绝对的治史优势。这段历史是鲜活的。它是今天的人们亲身经历，并仍然存留在头脑中的历史。这是国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的特色所在，也是对传统史学的继承与发展。丰富的国史资料不仅在文献档案中有案可查，而且可以到人们的记忆中去求索。因此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历史成了国史研究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它不但弥补了国史研究因某些档案尚未解密而存在的史料不足的问题，而且生动、具体的口述历史使国史写作和研究充满了活力。近年来，在国史研究中对口述历史的收集与应用，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当代中国研究所对国史上重大决策的参与者或当事人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采访。通过整理录音、录像资料后，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形成了专题栏目。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进行了大量口述历史访谈，在《中共党史资料》等杂志上发表了部分成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扬州大学等单位发起成立的口述史学会，则在有关口述史理论和实践的学术探讨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推动。第二，国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史。它具有综合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国史研究不仅要研究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还要研究文化史、军事史、风俗史等等；不仅要研究国家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不仅要研究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还要研究普通人的心路历程。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宽泛的研究领域，决定了国史研究仅依据文字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仅采用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也是无法完成的。口述历史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对于国史研究成为跨越学科壁垒的综合性学科具有重要价值。口述历史的内容相当庞杂，从个人生活史、家族史、劳工史、妇女史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几乎涉及到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这便为国史研究提供了多个层面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口述历史采纳的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和人类学的深入访谈两种方法，同样是国史研究迈向田野，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获取国史素材和知识的重要方法之一。国史研究只有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全方位的观察之上，动态的、带有“深描”性质的历史民族志才能细腻地再现出共和国的历史。第三，尽管五十几年的国史不长，但无论是新中国的建立，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都昭示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这半个多世纪堪称是中华民族一段独特的历史过程，它变化的程度深、速度快、覆盖广。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和影响了整个社会，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也因此镶嵌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在他们观念中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因此，国史研究要记录这一复杂的变化过程，要在记录变化中总结经验，探询历史发展规律，就不能绕开对民间生活的考察。目前国史研究仍然更多地是从国家精英层面来记录历史，保持着政治史的范式。而现代口述史学却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历史理论，它更为关注民间社会，强调从普通人的眼中审视历史。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指出，“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①转引自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载《史学理论》1995年第2期。因此，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同样是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与文字记载相对的口述资料也承载了集体的认知、理解和分析，因而对口述史的研究还可以透过回忆和讲述探求人们深层的情感和观念的转换，理解人民对历史的认识和评判。正如托什（J·Tosh）所说，“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述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①托什：《口述的历史》，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由此可见，国史研究对口述历史的利用，便成为全面再现历史真实的必要前提。此外，始于1949年的国史是开放和发展的。这也决定了今天的国史研究只能是阶段性的。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史研究要面对诸多新课题以及对原本研究的再研究。这样的研究取向，决定了我们要不断地从口述历史中获取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二在文字发明以前，口耳相传是社会记忆与生活经验得以传递的唯一方法。人类首次记载历史时，就运用了口述记录的方法。《礼记·玉藻》中就有“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的记载。司马迁著《史记》也运用了很多口述史资料。如有关荆轲刺秦王的史料来源就是如此，他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②《史记·刺客列传》。几个世纪后，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指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③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1页。。修西底德则采用访谈伯罗奔尼撒战争参战者的口述资料，写成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然而，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口述历史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受到了怀疑。在我国，到了清代“乾嘉学派”之时，对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更加讲究考据，倡导“无一字无来处”，到故纸堆中寻找历史资料。口述历史被看成是“口说无凭”而遭到排斥。19世纪中叶，西方史学走向专业化，兰克（Leopeld Von Ranke）学派统治史学。他们强调史学家只有依据“纯客观”的历史文献才能再现往事。因此口述历史受到冷落，文献考证成了19世纪西方职业史学家训练的中心内容。20世纪30年代，随着反思浪潮的兴起和兰克学派的衰落，口述史学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成为现代史学中最富生机和活力的一门新学科。1948年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口述史学正式创立。几十年来口述史学发展较快，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口述史学的研究团体。1987年在英国牛津成立了“国际口述历史协会”，进一步推动了口述史学在全世界的发展。今天，在口述历史被史学家广泛使用之时，它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仍然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我们强调国史研究应重视口述历史，也不能不对此做出解释。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①唐诺·里奇著、王芝芝译：《大家来做口述史》，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4页。它来源于人们的记忆，常常是在事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被重新唤起。在回忆和讲述中，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出于某种原因回忆者有意歪曲事实；由于记忆的遗忘，使口述不够准确、全面；或者受后来经历的影响，回忆中渗入了很多感情因素，等等。而口述访谈是在访谈者与访谈对象之间进行，双方的互动不可避免，这也会使口述记录带上主观色彩。国史研究不是以做口述历史为目的，而是将口述历史作为原始材料来看待。因而在谨慎地使用口述历史时，必须对口述历史进行判断、考证和评价。国史研究一贯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奠定了它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口述历史走入国史研究的领域时，同样将接受唯物史观的检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评判口述历史客观性、真实性的重要标准。它强调将历史事件放在它发生的时代背景下去认识和评价，避免了口述历史在讲述中可能渗入的后来事件的影响。这为口述历史克服主观色彩，去伪存真修筑了第一道防线。国史的各种文献和调查资料相当丰富。口述历史只是作为史料之一。在使用中，它将与各种文字资料相互参证，相互补充，共同来分析、说明一个问题。这种综合比较方法的运用，也可以克服它可能存在的不足。事实上，口述史学家们在做口述历史时也并非只是“有言必录”就算完成了口述历史，而往往要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进行取舍和增添。唐德刚曾就“什么叫口述历史”指出，“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①唐德刚：《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国史时间不长，亲历者大都健在。我们还可以依据受访者的口述彼此甄别。王明轲曾提出口述历史研究必须注意“谁在回忆、谁被回忆（例如以往妇女就很少成为被回忆的对象）、哪些主题被回忆”。①王明轲：《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载《思与言》1996年第3期。因为，口述历史是一种集体社会活动，口述者对所陈述的“过去”是有选择性、重建性与现实取向的。而什么人在回忆?他是事件的经历者还是转述者?在什么年代、什么场合回忆?他们同所叙事件是什么关系?可以作为判断口述历史真实性的三要素。②程：《口述史三题——怎样采集和解读》，载《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三口述历史在国史研究中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没有研究团体和学者群。国史研究要更好地利用口述历史，必须积极主动地加强对口述历史学科的建设。这是促进两者共赢并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一，积极倡导口述历史研究，培养掌握口述历史方法的国史工作者。就国史和口述历史研究的现状来看，公开发表可以为国史研究利用的口述历史为数极少。这就要求国史研究者要自觉地运用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走入田野，来拓宽和深化自身的研究。如我所三年科研规划中“建国以来群众文化的发展与经验”这一课题，仅依据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各文化部门的资料，来再现50多年繁杂的群众文化发展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必然会遗漏很多有价值的历史事实。那么如何将那些没有见著于文字记载散落在群众中的史料挖掘出来。最为可行的方法就是搜集口述历史资料。唐诺·里齐（Donald A·Ritchie）指出，任何人经由口述历史课程、研习营或手册的专业训练，都能进行有用的口述历史。当然，国史工作者除了要学习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方法与技巧之外，更要在实践中摸索，在研究中培养史学素养，积累史学知识。正如唐德刚所强调的“搞口述历史，看起来容易，搞好却很难。严格地说，搞口述史的人，要对访问对象的历史背景比他自己还要清楚，这才能搞得好，才能搞成功。”①《张学良口述世纪风云》，载《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4日第29版。第二，建立口述历史档案馆，为国史研究提供活的信息资料源。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口述历史的磁带以及整理成的抄本，多保存于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口述历史档案馆，学者们可以按规定查找到有关的口述史料，以供研究之用。如1996年10月，张学良将私人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赠给哥伦比亚大学。2002年6月3日，哥伦比亚大学公开了由张之丙为张学良记录的口述史。根据张学良口述历史145盘录音带整理出来的文稿装订成册，按人名、地名、事件、结构编写目录。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内，每天接受10位要求阅读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访客。②《张学良口述世纪风云》，载《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4日第29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以广泛收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民国史留下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为目的，从1959年12月开始执行了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至1972年9月共访问了70余位重要人物。其整理稿以《口述历史丛书》形式已出版了30多本。1984年该所又成立了口述历史组，新的受访者已达160人以上。1989年10月开始出版了不定期杂志《口述历史》。③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大陆也不乏热中于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如钟少华在十多年前，就进行了关于老科学家和早年留日者谈日本的口述研究。杨雁斌一直致力于西方口述历史研究的评介工作；近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历史系的杨立文和刘一皋还开设了口述史学课程。这些成功的经验，都是在国史研究中应该借鉴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很重视口述历史的搜集与整理。1999年作为当年重要成果之一，《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出版。2001年末又成立了史料征集处，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相信共和国口述历史研究定会有更多的成果、更好的前景。第三，有针对性地制定口述历史计划，运用口述历史资料，解读国史研究中的分歧与争论问题。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国史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内容极为复杂。那么口述历史的重点在那里？除了依据研究的需要来进行外，应该有两条原则：其一，访问直接参与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决策的老同志。他们既是共和国的缔造者，又是建设者，他们人生的经历就是共和国的历史。而毕竟他们留给我们的日子不多了，对他们的访问也可称为是对“活历史的抢救”。其二，纵观国史大大小小的事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者比比皆是。尤其近年来，伴随我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海外中国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势，成果迭出，但其中也不乏歪曲事实，恶意诋毁之作。还历史以真实，让我们的后人了解共和国的本来面目，是国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口述历史是其中有力的证词。如在《共和国要事口述史》一书中，邓力群口述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八大前后”的情况，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实物资料，强有力地回击了某些人借助西方反华势力对国史的肆意歪曲，彻底否定了所谓的“我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是背着毛主席开的，是违背毛主席的意见的，是同毛主席的思想互相对立的”①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的荒谬说法。第四，加强与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交流，密切国内口述历史学者间的合作，加大资金和人力的投入，采用先进的资讯手段，更快、更好地积累口述历史资料。研究口述历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既需要多媒体的访问器材，又需要精心的筹划。从制订计划、联络访谈人，到进行访谈、整理抄本、出版成书，乃至磁带的保管、供人查阅等环节，无不需要资金和人力。目前，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多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单打独干，困难很多。显然，一个学科的建设，仅凭个人行为是完成不成的。国史研究是国家积极扶持的学科，它与口述历史的密切关联，以及发展的现状和要求，决定了它有能力也有责任承担起口述历史的建设工作。结语口述历史在国史研究中拥有着极高价值和开发潜能，无论从研究视野还是研究方法视之来看，它都是实现国史研究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千年仅见的变局”之中。如何全面而真实地记录下这段历史，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使命，也是对学科进行理性思考的关键所在。此时，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典范模式已从“极权主义”、“多元主义”转移到“新制度主义”分析。②孙立平：《极权主义·现代理论·新制度主义——社会主义研究中的范式演变》，（香港）载《中国书评》1994年11月，总第2期。王信贤：《当代西方‘中国研究’之新制度典范分析》，（台北）载《中国大陆研究》第43卷第8期（2000年8月）。这种模式的转换使海外中国研究不断地提出问题，并在此之上实现了方法论的创新。这种研究取向也启发我们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挖掘新材料、采纳新方法、提出新观点，为国史研究建立起自身的研究范式。惟其如此，在交流和回应的同时，才能切实地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国史研究才会是一门真正的与时俱进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