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的道路伟大而曲折。中国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宝贵财富：既构建了一个拥有两亿多学生的规模宏大的中小学教育事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础；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基本思路，为我国21世纪的教育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这些宝贵经验，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必须正确处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是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一定社会的教育，受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作为观念形态的教育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因此教育与政治、经济紧密相联。但是，教育有与政治、经济本质不同的独特个性。它既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又不等同于政治、经济。这是客观规律。违反了这个规律，教育事业必将出现偏差甚至遭到破坏。建国初期，我们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过程中，执行的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方针，这是对革命战争时期“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方针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方针适宜于当时我国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推动了旧教育的改造和新教育的建立。直至1957年，我国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比较顺利。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个方针反映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任何阶级的教育都要为本阶级的利益、本阶级的政治服务，社会主义教育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社会主义教育还应当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事业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为国家各类建设人才的成长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由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全党对“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还没有经验，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执行“八大”的方针及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而是强调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映在教育上，片面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忽略了教育的其他多种社会功能，把为政治服务又往往看做是只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更多地是从政治上去理解，把劳动作为改造人的根本途径，忽略了它与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关系，过分强调教劳结合的德育功能，忽略了它在增智、强体、溢美、促创新等方面的作用。由于不能较好地处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发生了1958年“教育革命”中的偏差和错误。后来虽然对此进行了总结和纠正，但由于全党全国没有从根本和全局上转变“左”的指导思想，以致随后又引发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小学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明确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依靠教育”的正确指导思想。遵循这个指导思想，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新明确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这个方针在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的第5条中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它正确反映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求教育不仅要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服务，还要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理应为这个中心服务。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全党在指导思想上已经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对“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把教劳结合看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体现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需要，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需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需要。上述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执行至今，使中小学教育不仅在事业发展上而且在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世界所瞩目。但是，由于一些同志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在处理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也出现过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同志在纠正过去“左”的错误的过程中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提出教育应该远离政治，要淡化教育领域意识形态等主张。他们没有清醒地看到：社会上旧的思想观念、陈规陋习还有广泛影响；新旧体制交替和市场经济不够健全和成熟的情况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腐败和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对外开放中一些消极丑恶的东西趁机而入；国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从没放弃他们的阴谋活动；国内还有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这些对教育工作都是严峻的挑战。还有一些同志无视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一特点，把经济领域某些做法照搬到教育领域，笼统提出了教育商品化、学校企业化、教育遵循价值规律等主张。这些都对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消极影响。在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中曾出现过“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的状况。对此，邓小平和江泽民曾分别多次提醒要予以认真解决，一定要“两手都要硬”，要“讲政治”。由上可见，正确处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是新中国发展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历史过程中的一项宝贵经验。二、必须正确处理事业发展的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的关系中小学教育事业的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的关系是辩证统一。脱离一定数量的质量形成不了规模效益，脱离一定质量的数量必将造成严重损失。我国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曾出现过两次全国性的大起大落，使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尤其是中学教育损失更重。一次是1958年的大起、1962年的大落；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起、1983年的大落。从学校规模看，1958年中学(包括农、职业中学等，下同)校数比1957年增长539%，即5倍多；1962年，中学比1958年减少近一半。经过“文化大革命”，1976年普通中学(农、职业中学被批判而撤销)比1966年增长250%，即两倍多；1983年，普通中学再次减少一半。两次大起都是错误的。第一次错误原因在于经济盲目大干快上，要求教育也大干快上；第二次错误虽有“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但其错误结果与第一次相同，都在于教育事业明显超过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也超过了教育事业自身的发展条件。这是教育工作一味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以主观需要代替客观可能而违背教育规律的沉痛教训。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外，预算内教育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增长缓慢，在某些年份还有所下降。在1958年中小学教育事业大起之时，正值“二五”时期上述教育支出比重下降到725%，比“一五”时期的838%下降了一个多百分点。“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盲目发展至极，而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中比重正处于建国以后的最低点，仅为634%(“三五”时期)和563%(“四五”时期)，前者比“文化大革命”前1963至1965年的比重832%降低了近两个百分点，后者还达不到建国初恢复时期的比重589%的水平。教育经费明显下降，而教育事业却加速发展，导致不少学校的师资、设备、校舍等必要条件得不到起码的保障，教育质量和效益无从谈起。如不进行调整，不仅阻碍事业发展，而且耽误国家建设。两次大落是正确的，是进行事业调整的必要。调整主要是协调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保证事业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两次调整以后，中小学教育事业都获得了质量和效益的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普及小学教育和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过程中，教育事业的发展迈上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的轨道，杜绝了全国性的大起大落。但是，有的地方出现过攀比速度的现象。因此，在正确对待教育事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方面，是新中国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另一项宝贵经验。三、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与继承的关系教育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须，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必须。教育改革需要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其中包括必须正确对待改革与继承的关系，坚持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这种改革与继承的辩证关系，是由教育规律和教育的某些基本属性(教育的历史性、教育的民族性、教育的继承性、教育的迟效性等)所决定的，违背它，教育事业将出现曲折或走向误区。我国半个世纪的中小学教育发展史，实际是一部壮丽的改革史。在总体上，改革与继承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因此，中小学教育事业成绩卓著。到建国50周年时，教育战线为全国社会主义事业输送了约6000万高级、中等专业人才和近4亿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其中中小学教育事业功不可没。这个成就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水平，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权巩固提供了有力保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新的世纪国家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对教育的特点认识不够和经验不足，在处理改革和继承的关系上，曾出现过偏差。在20世纪50年代初，刘少奇就指出，旧教育也是有成绩的。他说：“过去的大学是按照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经验、办法办起来的……他们在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科学水平和认识水平上，是有很多成绩的。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没有成绩，那么也就是否认了大批教育工作者努力的成果”。①《刘少奇论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刘少奇的这段话指出了教育继承性的重要意义。每一时代的教育，虽然都有时代及其统治阶级打下的烙印，但都与以往教育有传承接续关系。一部分教育内容如自然科学知识和语言文学知识等，以及某些教育教学组织、方法手段、反映教育客观规律的先进教育思想和理念，适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教育。优秀的历史经验，无论是本国的或世界的，都是前人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是建设本时代、本国教育的宝贵源泉之一。在建国初期的中小学教育改革中，对吸收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注意不够；在1953年的一段时间里，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过程中的全盘照抄照搬的做法；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某些改革过头，中小学的基础课程被削弱，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这些都是值得吸取的教训。“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只讲批判、不讲继承，这种对待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反对。在改革开放以后，1989年有人认为并宣扬，“40年的教育是失败的”；1999年4月出版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借讨论教育改革之机，试图把中学语文教育作为一个突破口，否定我国教育制度、教育成就。这是虚无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表现，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总之，固守传统，不锐意改革，或摒弃优良传统、盲目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四、必须正确处理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关系我国长期以来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口在农村，这是我国最主要的基本国情之一。由于历史等原因，农村教育长期落后于城市教育。没有良好的农村教育，就没有良好的新中国教育，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就不可能得到提高，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建国初，我国农村(含县、乡、村)仅有20余万所学校，学生不足2000万人。到建国50周年时，我国已经在90%以上人口的农村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5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教育是新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办好农村教育，必须端正教育思想，明确在农村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办学方针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除政府办学外，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包括个人依法办学。办学形式必须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在教育结构、课程设置、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紧密与农村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相结合。学校必须与农村保持紧密联系，把学校的优势和当地的优势很好结合起来，使学校不仅成为农村的知识教育中心，同时成为传授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对于贫困地区，必须实施一定的专门策略，采取有力的教育扶贫政策和措施。在教育领导和管理方面，必须建立起科学、民主、高效的教育体制，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调动县、乡镇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机构办学的积极性，政府有关部门各行其职并密切协作，实行农(农业)科(科学技术)教(教育)结合、三教(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全面推进科教兴农。由上可见，我国农村教育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存在过对农村教育关注不够、农村教育照搬城市一套做法等问题，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仍然值得警惕的问题。五、必须正确处理教师中的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建设一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等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对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能否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是建设好这支队伍的关键。而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重要的一点，是要正确处理教师中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并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知识分子队伍的发展壮大和素质的提高。在发展教育事业中，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建国后的50年里。在中小学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广大教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教师自身队伍建设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中国的中小学教师的岗位正在逐步成为令人羡慕、尊重的职业。但是，在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也出现过曲折。主要是有时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对待教师的态度简单粗暴，民主气氛不够，挫伤了一部分教师积极性。在学术问题上，绝大部分不同意见反映的是认识问题，有些也反映了世界观问题。学术，指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由于认识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应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不同学派存在，提倡不同学派之间相互切磋，相互学习，为繁荣学术共同贡献力量。如果学术上出现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内容，理应予以抵制。但一般应采取与人为善的讨论，细致耐心的引导和讲清道理的批评等方式加以解决，不能搞简单粗暴的批判运动。因为人的世界观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个认识问题，是认识中的态度、立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至于政治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则与纯粹学术问题不同。教育领域的学术观点有一部分与政治密切相关，必然会反映出一定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对反映错误政治观点和立场的学术观点，要予以严肃的批判。对人则要区别情况对待，着重帮助教育挽救，促其转变立场。对顽固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则严格按政治问题处理。在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的几次学术领域的大批判中，如在批判《武训传》中对陶行知先生等的学术批判、对“母爱”的批判、对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批判等，都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对知识分子和教师造成了伤害，阻碍了教育学术的正常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给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以至整个教育领域笼罩了一层阴影，教训极为深刻。六、必须正确处理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在学校教育中实施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看做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看做是缺一不可的、互相协调发展的整体。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畸轻畸重、厚此薄彼的矛盾，对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最为核心的矛盾是如何正确处理德育与智育的关系。我国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对此都有明确的指示。他们的观点一脉相承。毛泽东一贯强调又红又专，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主张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他既反对不懂业务的空头政治家，又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工作者。邓小平强调，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江泽民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学校教育必须努力造就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建国以来教育实际工作中，在处理德育和智育的关系方面曾出现过两种倾向：一是政治冲击一切，不断搞政治运动，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学生用功读书被视为走白专道路；一是教学任务压倒一切，学校重智育、轻德育，只注意引导学生埋头读书，不注意引导学生关心政治和培养他们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这两种倾向都导致过严重后果，必须永远引以为戒。七、必须正确处理中小学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与教育投入的关系我国政府一贯认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它不仅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水平，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和后代的素质提高和发展、整个国家的兴旺和发达。随着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小学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被进一步确定。在落实中小学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中，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不断地解决好认识等问题以外，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好教育投入保障问题。否则战略地位只是一句空话。在解决教育投入保障方面，一是要解决好政府投入为主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好教育经费使用结构问题；三是要解决好教育经费多渠道筹措问题。从1950年—１９９８年，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累计达到11500多亿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间，教育经费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30年。从1952年—１９９８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约增加了116倍，国家财政支出约增加60倍，预算内教育支出增加了41倍，国家用于教育的经费支出约增加了266倍。预算内教育支出和国家用于教育的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不慢。由此极大地改变了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提高了生均经费。与1952年相比，1996年的中学、小学的生均教育事业费分别增长3991％和42286％。预算内教育经费使用结构也逐渐趋于合理。①教育部编：《共和国教育5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页。1996年的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中，整个基础教育占624%，小学和初中约占54％。①教育部编：《共和国教育5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已经建立。但是，中小学教育事业经费的供需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供需差距更大。国家制定的有关教育经费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措施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距规定达到4%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教育经费使用结构上，周恩来曾批评过的“大大，小小”(意指对大学投资规模大，对中小学投资规模小——作者注)的问题，在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都阻碍着中小学教育事业战略地位的完全落实。总结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新中国教育的正面经验是我们建设未来教育工作的宝贵财富，其反面教训也是我们建设未来的宝贵财富。这些宝贵财富使我们确信，我国中小学教育事业已经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循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人们对中小学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将更加丰富、深刻，对未来中小学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辉煌前景将更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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