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十年代初的文化政策调整
　  一、六十年代初的文化政策调整是一次全面、自觉的调整
　  六十年代初期，为了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上下一致，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调整社会、政治关系，调整文化政策。文化政策的调整，包括科研、教育、文艺等领域。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全面、自觉的调整。１９６１年３月，毛泽东主持广州会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中央要求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通过调整，纠正偏差，克服困难，研究探索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理出若干政策性条条来，制订出各自的工作条例。在调整中制订的各种工作条例，成为调整取得成效的标志。
　  二、从调查研究入手
　  各条战线理出的“若干政策性条条”从何而来呢？中央要求从调查研究入手。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旬，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他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农业六十条》就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第一个硕果”。它的“起草、修订、再修订的过程，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对错误认识的深化、再深化的过程。在大量的调查材料面前，终于使我们党把过去单凭政治热情和浮夸不实的材料所构想的许多错误观念和做法，一个又一个地纠正过来了，并把这些认识成果用条例形式固定下来，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这个决策程序和方法，是科学的”。文化领域的调整也遵循这个科学方法，首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摸清情况，统一认识。
　  在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时，聂荣臻组织了对科技战线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先后召集上海、北京等地区的领导、科学家座谈，听取意见。科学家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列举事实，批评了文化领域几年来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强烈呼吁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一个类似于《十二条》（即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文件，使以后的工作有所遵循。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意见，一方面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到一些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开始搜集美、苏、英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料。然后，由聂荣臻主持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聂荣臻还亲自把草稿带到了上海、杭州等地，征求科学界人士的意见，然后修改定稿。
　  在制订《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之前，１９６１年１月中下旬，在中宣部领导下，文化部、剧协等单位共同组织两个调查组，对中国京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执行“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掌握艺术规律以及领导作风等问题进行了调查，为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作准备。６月１日至２８日，中共中央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称“新侨会议”）讨论这个工作条例。周恩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上进一步酝酿了关于文艺方向的提法问题。此后提出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并在周恩来主持下写了《人民日报》社论。①（社论题目题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载１９６２年５月２３日《人民日报》。）与此同时还制订了《改进电影故事片生产领导方法若干意见》、《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试行的通知》等部门条例。
　  党在制订《高教６０条》、《中学５０条》、《小学４０条》时，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写好《高教６０条》，教育部召开过两次座谈会，广泛征求了一些学校的党员负责干部和教授们的意见。８月２日至５日连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条例草案逐条进行讨论、修改。会后，又由教育部派三个工作组到北京、上海、天津各选一所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分头宣读条例草案，征求意见。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４日，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高教６０条》。毛泽东肯定了条例在探索符合中国情况办学道路上迈进了一步。他还感叹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教育、科学、文艺领域的这些条例，是在调整方针和实事求是认识路线指导下，党组织同广大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说：“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