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关键
　  教育、科学、文艺领域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文化政策调整的关键，也是制订的这些工作条例的共同主题。
　  ６０年代初期，国家处境极其困难，需要动员一切力量，艰苦奋斗，搞好经济，渡过难关。知识分子是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使科研、教育、文艺等部门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各方面的业务骨干，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在‘大跃进’中，大批业务人员、学校师生参加劳动过多，也打乱了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８４页。加上在这些领域里党的领导方法也存在问题，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逐渐发生偏差，影响了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挫伤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聂荣臻在呈送《科学１４条（草案）》时，特意写了一份《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首先提出，当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比较突出地存在着三个问题：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工作政策不够全面；有些政策界限划得不够清楚，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９日，中央批示同意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学十四条》。批示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批示强调，“决不允许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作戒。”根据中央的批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实施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为３０多万“右派分子”摘帽（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二是从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给予照顾，减轻他们的生活困难，保证他们能够坚持工作。
　  调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又一重要举措是１９６２年３月初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在３月下旬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又一次郑重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为知识分子正确定性、定位，即界定他们的阶级属性，确认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这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根本问题。周恩来３月在广州和北京的两次报告，继１９５６年１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再一次代表党中央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
　   四、必须划清两个政策界限
　  影响科学、教育、文艺领域一部分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策界限划得不清楚。政策界限不清，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红专关系”；二是“双百”方针。
　  关于“红”与“专”的关系问题。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９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白专道路”的口号，指出“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４２页。６月２０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第一点中就也出了“红与专”的问题。他认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是对的，但是不能对红与专问题作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解，不能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上有抱负，在学习会上少发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白专道路。他认为“白专”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因此，《科学十四条》规定：“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政治立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的初步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高教六十条》明确指出：“红与专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
　  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双百”方针问题。１９６１年６月１日，周扬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文艺工作条例时（当时称《文艺10条》）说，“双百”方针，我看基本上没有很好地执行。６月１９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党的文艺方针。明确反对“一切都套上人性论”、“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的做法，指出，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他认为，改正缺点、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他要求“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这样就不会乱挖根子，乱戴帽子，乱打棍子，就可以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根据这些精神，《科学十四条》规定：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高教六十条》规定：“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文艺八条》规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在文艺批评中，“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７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强调：“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充分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科学、教育、文艺领域的工作条例制订下发后，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条例的制订是及时的、正确的，其中提出的问题正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称条例为“纲领性文件”，是“科学的宪法”。

　  关于一九七五年文化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