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九七五年文化政策的调整
　   一、一九七五年文化政策的调整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１９７５年文化政策的调整，除文艺称为调整外，科学、教育与其他领域一样均通称为整顿。它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进行的，同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邓小平领导的１９７５年整顿，以毛泽东作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从３月初着手整顿铁路开始，只用了三、四个月，铁路、煤炭、钢铁、国防科技等方面的整顿就取得了显著成效。７月初，毛泽东作出了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亲自启动了这次文化政策的调整。可说是高屋建瓴，势不可当。但同时应该看到，文艺、教育、科技领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打击最重，破坏最大，思想最为混乱。１９７５年文化政策的调整，同六十年代初局部纠正偏差与失误不同，带有从全局上拨乱反正的性质，必然遇到“四人帮”的抵制和阻挠；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了“四人帮”，但他们依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控制着文艺、教育、科技领域。调整政策的斗争必然尖锐、复杂。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毛泽东对文艺、教育、科技三个领域看法和态度的不同，带来了文化政策调整的复杂性，方式方法的特殊性，以及结果的差异性。
　  二、文艺、科技、教育三个领域调整的特殊方式和不同结果
　  （一）文艺调整
　  调整文艺政策，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１９７５年７月初，毛泽东与刚刚正式受命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谈话。谈到文艺工作，毛泽东表示了强烈不满，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７月２日，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７月１４日傍晚，毛泽东又同江青当面谈文艺调整问题，明确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指出：一、扩大文艺节目。二、对作家要帮助。“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改变动不动就撤职，动不动就关起来的错误做法，把他们解放出来，对他们团结、帮助。三、“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动不动把文艺问题看作政治问题，混淆两类矛盾，打击迫害作家说的。
　  毛泽东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怎样冲破“四人帮”的封锁，传达下去，并落实到文艺工作中去呢？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像六十年代初期那样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进行。邓小平及其亲自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采取的办法是调查研究，掌握材料，重点突破。
　  首先，关于“双百”方针执行情况的调查取得突破。政研室的同志重点查阅了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和上海《文汇报》，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到１９７５年６月的六年中，“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及以样板戏演出单位名义发表的文章在谈到文艺方针时居然砍掉了“百花齐放”。他们凡用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时，无一例外，都不提“百花齐放”。“四人帮”在报刊文章中砍掉“百花齐放”，正好从指导方针和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狠狠地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与此同时，在胡乔木等帮助筹划下，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７月１８日写的揭露江青一伙扼杀电影《创业》的信经邓小平送到毛泽东面前。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写下批示，肯定“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并批评江青等人“求全责备”，“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还注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单位。”如果说，毛泽东7月上、中旬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外界知者寥寥，那么，由张天民上书引出的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就把毛泽东要调整文艺的决策一下子传到了文艺界。从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中人们知道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毛泽东对江青等人不满，提出批评，江青一伙不能一手遮天，独霸文坛；一是毛泽东要求调整文艺政策，改变样板戏一花独放的现状，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逐步活跃起来。
　  在《创业》批示的鼓舞下，１９７５年七、八、九月，文艺界形成了一种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把被他们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的潮头。在当时的条件下，斗争方式极其特殊。大多就一部一部具体作品、一个一个作家的具体问题，通过比较隐蔽的甚至秘密的方式和渠道，向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上书言事，取得他的批示，冲破“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如同巷战肉搏，要一个一个街垒争夺，一所一所房屋占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文艺调整节节取胜，发生了一连串有影响的事件：
　  ——毛泽东支持电影《海霞》作者的申诉，对他们的申诉信作了“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的批示。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审看了影片，讨论决定，被“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视为毒草，定为“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而禁止放映的电影《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控制的文化部，指出他们给电影《创业》的十条罪名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大字报还相当深刻地揭发文化界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斥责“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是个“大行帮”。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毛泽东这里说的“你”是指邓小平。
　  ——毛泽东对冼星海夫人钱韵玲信的批示，赞成她提出的举办冼星海逝世３０周年、聂耳逝世４０周年纪念音乐会的建议。纪念音乐会冲破“四人帮”的刁难、阻挠如期举行，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音乐界的一次盛会。
　  ——毛泽东对作家姚雪垠的来信批示：“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姚雪垠的工作、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得以继续《李自成》的写作，并解决了出版问题。
　   ——毛泽东对周海婴的来信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这一批示，使“四人帮”无法再阻挠鲁迅书信集的出版，《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工作也一变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关心、支持下，被“四人帮”百般挑剔的话剧《万水千山》和被“四人帮”诬蔑为“毒草”的《长征组歌》也都重新上演，长期停刊的《人民文学》和《诗刊》也得以复刊。
　  与扩大文艺节目、活跃文艺创作同时进行的是解放干部、落实政策。这集中体现在对“周扬一案”的处理上。毛泽东在７月初作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的批示，７月中旬他在同江青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对周扬等人采取“长期关起来”的办法、对干部动不动就撤职就关起来的极左政策。此后，他又多次亲自过问此事。７月２８日，毛泽东在周扬专案办公室送来的“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上，对周扬的定性问题作了修改：把“报告”上对周扬定性的“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１０月１６日，毛泽东又在一份材料上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段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批评，显然是针对“四人帮”阻挠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错误行为而发。周扬一案是“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的第一大案。毛主席三令五申，亲自解决，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１９７５年的文艺调整，在创作和队伍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科学院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