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院整顿
　  科学院的整顿基本上是按照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制定条例（称为“汇报提纲”）这样的正常程序进行的。邓小平的意图是，“汇报提纲”报经毛泽东批准后，不仅用它来指导科学技术部门，而且用它来指导文化教育各部门的整顿。胡乔木参与了对提纲的修改，他的修改最主要的是单独增加了“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部分，把原稿上引用的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加以补充，重新编排，成为毛泽东革命科技路线十个方面的内容。可惜当时因引用的一条语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不记得曾经说过，《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被搁置一边了。
　  （三）教育整顿
　  教育领域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霸占的重要领地。进行教育整顿有特殊的复杂性和尖锐性。首先突出表现在领导权的争夺上。１９７４年秋冬，围绕四届人大组阁，教育部长一职由谁来担任，成为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负责组阁。他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一起否定了江青等的提名，没有让清华大学军宣队负责人、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担任，而决定由老干部、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长。周荣鑫按照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教育不能拖国民经济后腿的要求，通过在教育部内和大中小学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创办刊物，起草汇报提纲等，首先从思想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为教育整顿的全面推行进行多方面准备。随着整顿的展开，矛盾再次集中到“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代表人物迟群身上。刘冰等人写信揭发迟群及谢静宜。此信通过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工宣队、军宣队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派出的，清华、北大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典型。毛泽东认为，刘冰等写信告迟群、小谢，矛头是对着他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由此导致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五年整顿中断，教育部长周荣鑫被批斗殉职，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三、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1975年文艺的调整，科学、教育的整顿，无不涉及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现实的评价，对具体的人物、事件、作品的肯定与否定，也都不同程度地与路线或思想的正确与否相联系。批判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路线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实际上是１９７５年文化政策调整的前提和关键，贯穿始终，并决定成败。
　  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一系列指示，是对江青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持文坛的批判和否定，也包含着自我反省和对已经觉察到的错误的纠正。联系到具体人物、具体作品，是非分明，界限清楚，因而１９７５年文艺政策的调整，虽有复杂、尖锐的斗争，但节节取胜，成效显著。
　  邓小平为科技战线拨乱反正作了很大努力。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要选拔优秀的业务骨干担任所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切实解决科技人员的实际困难；要选高中毕业生中数理化学得好的直接上大学；等等，都是同“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理论与实践针锋相对的。胡乔木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以肯定“二十六年”来回击“四人帮”对十七年科技工作的根本否定；对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等五个方面进行的辩证分析，也都批判了在这些问题上的“左”的思想和政策。可惜的是，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和政策措施，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在教育领域，周荣鑫为之献出生命的同“四人帮”的根本分歧，是“两个估计”的是否正确和“教育革命”的是否成功。周荣鑫发表的讲话、指导写作的文章、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其主旨是推倒“两个估计”，说明十七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红线为主，我们的学校不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周荣鑫运用毛泽东、周恩来的教育思想，批评“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制造的思想混乱和造成的消极影响，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四人帮”无法辩驳，只能生搬硬扯，诬之为“奇谈怪论”，对周荣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

　　 四、理出条条，写出汇报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