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围绕工业化建设城市(1953—1978)

　　这一时期长达1／4世纪以上，又可分为三个较小的阶段：

　　(一)围绕工业化有重点地建设城市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城市建设的总方针是围绕工业化有重点地建设城市。当时国力有限，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用于工业建设。城市建设根据国家的工业化需求，有步骤地进行新建或改建。对此，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6月曾做出指示：“城市建设上要反对分散主义的思想”，“我们的建设应当是根据工业的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1954年6月，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明确了城市建设的目标是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并按照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经济建设的重点与速度，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对不同城市确定了不同的建设方针。第一类城市是有重要工业建设的新工业城市，即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安排较多的城市。第二类城市是扩建城市。第三类城市是可以局部扩建的城市。第四类是一般中小城市。

　　第一次全国城市建设会议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和新的工业区，旧的城市也不断扩大郊区的范围。为了防止盲目扩大，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1954年5月发出了《关于调整市郊区行政区划应注意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扩大郊区必须从城市建设实际出发，范围限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事业发展上与市区有密切联系的区域，并应随着建设的需要，逐步扩充，以免造成郊区过大，领导不便的困难。195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1955年11月，国务院第2次公布了城乡划分标准。在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规制方面作了初步探索。

　　“一五”计划时期的城市建设，重点是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有重要工程的新工业城市。按照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各项市政公用设施和住宅以及各项生活服务设施，以使城市的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配套，满足生产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这些城市在建设中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二)随着工业“大跃进”的指标建设城市

　　自195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中，由于庞大的工业建设，特别是全国大炼钢铁，各地纷纷增加新职工，农民大量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骤增。195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9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5.4%；1960年底，增加到13073万人，占总人口的19.8%，3年净增3124万人。全国设市的城市数量增加得也很快。1957年底，设市城市有177个；1960年底达到199个；1961年时又增加到208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2年中设市最多的一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许多省、自治区都对省会和部分大中城市在“一五”期间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重新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是跟着工业“大跃进”的指标进行的。因此修订后的城市规划，城市规模普遍定得过大，建设标准也定得过高。由于工业建设的规模过大，城市和城市人口过分膨胀，远远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城市住宅严重不足，市政公用设施超负荷运转，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的生活，而且征用了大量土地，占用了很多民房、绿地，造成了很大浪费，并打乱了城市的布局，恶化了城市的环境。对于这些问题，本应该让各城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修改规划，实事求是地予以补救，但在1960年11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却草率地宣布了“三年不搞城市规划”。这一决策是一个重大失误，不仅对“大跃进”中形成的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无从补救，而且导致各地纷纷撤销规划机构，大量精简规划人员，使城市建设失去了规划的指导，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大跃进”期间，城市建设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工业建设规模和城市人口的增长。从基本建设投资的构成来看，城市建设的投资比例大幅度降低了。例如，1952年城市建设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76%，占工业基建投资的971%；“一五”期间所占比重，分别为26%和57%；1958年却分别下降为219%和34%；1961年竟分别下降到07%和127%。城市建设所需要的材料设备和备品配件，分配得更少，品种规格也不对路。相形之下，城市建设就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一条“短腿”。市政公用设施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失修失养严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民的生活。如1960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31平方米，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低的水平。居住水平最低的城市，如沈阳市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75平方米，太原市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7平方米，南昌市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5平方米。“大跃进”的结果，使“一五”时期出现的“骨头”与“肉”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在“二五”时期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更加严重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做出了调整城市工业项目、压缩城市人口、撤销不够条件的市镇建制，以及加强城市设施养护维修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经过几年调整，城市设施的运转状况有所好转，城市建设中的其他紧张问题也有所缓解。到1964年底，建制市由1961年底的208个减少到169个，低于1957年的177个。城市化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倒退了。

　　经过几年调整，城市建设有了一些起色，但“左”的指导思想对城市建设在决策上的错误，并未得到纠正，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1964年和1965年，城市建设工作又连续遭受几次挫折。1963年，周恩来视察大庆时，作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题词。但是，在1964年2月全国开展“学大庆”运动以后，机械地将这四句话作为城市建设方针。有些城市在市区穿插上农田和种植农作物，房屋建设也搞“干打垒”，以为这就是贯彻“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方针。“大跃进”事与愿违，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巨大挫折，也使城市建设经历了罕见的曲折。由于未能及时全面地总结教训，在通过经济调整略有生息之后，“文革”的浩劫又进一步扭曲了城建方针。

　　(三)在大、小“三线”建设中，形成了不建集中城市的思想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城市建设受到很大的冲击，造成了一场历史性的浩劫。在大、小“三线”的建设中，形成了不建集中城市的思想。1966年至1971年，“三线”建设进入高峰时期。从战备要求出发，这一时期建设的工厂统统安排在山沟和山洞里，不但不建城市，而且要求新厂建设要消除工厂的特征，实行厂社结合。要求通过城市向农村看齐来消灭城乡差别。“不建集中的城市”，建“干打垒”房屋，其影响不仅在“三线”建设，而且涉及到全国的城市建设。

　　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建设投资太少，欠账太多，积累的问题便成了堆。住宅紧张，成了爆炸性的社会问题，市政公用设施不足，严重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城市布局混乱，环境污染严重。

　　回顾工业化初期城市建设的这段历史，除了“一五”时期比较正常以外，城市建设走了20年的弯路，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20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由盲目无序转变为自觉有序，由以土地投机为主导转变为通过政府控制进行合理规划。而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建设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总的来看，进程迟缓，城市规划主观随意性、盲目性都很大。后来，我国在“左”的思想流毒下，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力图把城市变为乡村，更是违背了历史潮流。

　　三、弥补市政住宅“欠账”，加快建设第三产业(1978—1990’s前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