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就业结构伴随产业结构转换发生相应变动的结果。城市化水平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无论一个国家城市化如何起步,其进程一般都经历三个阶段,即起始阶段、加速阶段、完成阶段。这当中,加速阶段在各国城市化演进中的差异最为明显,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农业非常落后,但其城市化却有了畸形的超前发展;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却相对滞后,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与各国城市化演进的一般趋势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将结合国际标准模式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总结和评价。
一、引言
城市化的推力、拉力和制约因素
所谓城市化便是伴随经济增长城市数量增多和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的过程。首先,城市化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即工业和商业发展形成聚集经济、进而产生对农村劳动力持续不断的需求;其次,城市预期收入远比农村要高,生活条件和个人发展条件比农村优越,因而吸引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再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排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去非农业领域特别是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可见,“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但是,……从农村向城市定居迁移的发生早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并越来越由期望的收入所决定,而不是现在的工资。因此,除了把城市化看成是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以外,还必须把它看成是某种程度上分散的发展过程。此过程受未来收入和对就业的期望,以及政府支出的分配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此外,城市化也受政府人口流动、迁移和城市就业相关政策的制约。在我们分析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时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
关于国际标准模式
上段文字中的引文引自世界银行前任发展政策副主席霍利斯·钱纳里(HBChenery)和他的同事莫尔塞斯·塞尔奎因(MSyrquin,亦被译作塞尔昆)所著的《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一书。该书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100个经济增长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统计资料,分析、总结并描述了发展过程中的一般变化趋势。这一研究成果问世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被此后的经济学文献广为引用,在一些国家的政策实践中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世界银行在评价这一研究成果时指出:“严格地说,结构性特点,如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与人均收入这个主要的‘解释性’变数是在统计模式中不加解释的基本经济过程的联合结果。因此,不可能推断因果关系。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产生的标准格局提供了有用的统计基准,使人们可以进而探讨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国发展经济学家杨敬年教授在为这部书的中译本作的序中也指出:“这些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平均变动趋势,从长期看方向是正确的,可以供发展中国家借鉴,有利的趋势予以发扬,不利的趋势(比如城市化及收入分配方面)则设法加以避免。”本文试以钱纳里等人总结的国际标准模式为参照,分析、描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轨迹,并从上述诸多因素中揭示这一轨迹与各国一般变化趋势相背离的原因。
设立城市的标准
还有一点,那就是各国设立城市的标准并不一致。人口较少并且人口密度较小的国家设市的标准一般比较宽松,可能是个两三万人的居民点就可以设立为城市。多数国家城镇不分。美国将1万以上人口的居民点都称之为市。有的国家还把标准降到5千人。联合国的统计则以2万人口为标准。而人口较多并且人口密度大的国家,设市标准相对较高。如在中国3到5万人口的居民点也就只能设个镇。目前中国使用的标准是:2-10万人口为城镇,10-20万人口为小城市,20-50万人口为中等城市,50-100万人口为大城市,100万以上人口为特大城市。下文的分析除非特别注明,都是只限于城市,不包含镇。因为在中国,城镇居民还是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或者说是一种过渡中的城市人口。
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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