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九五”期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坚定不移地作出了深化相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金融体制改革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破。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我国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相继实施，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生命力。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金融业的平稳发展，也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九五”后期，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采取了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为贯彻中央方针，中国人民银行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主要包括：金融调控方式的不断改革，调控手段更加灵活，1996年－1999年仅运用利率杠杆就达七次（七次降息），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积极调整信贷政策，扩大商业银行信贷领域（如住房和汽车信贷的出台、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以及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均反映出货币政策工具取向于以间接调控方式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从而保证了货币供应量和贷款的适度增长。1998、1999、2000年广义货币分别增长15.3％、14.7％和12.3％（考虑股民保证金转移储蓄存款因素，实际增长14％），金融机构贷款分别增加115万亿元、1.08万亿元和1.34万亿元。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适应。货币政策为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积极推进货币政策运行机制及货币政策工具改革。以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和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等为主要标志，三年中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基本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1998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701亿元；1999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1920亿元，占当年基础货币增加额的52％；2000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收回基础货币822亿元，其中到12月5日最高时净收回基础货币3299亿元，12月中下旬为支持商业银行现金支付，又投放了近2500亿元。2000年公开市场操作对控制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量，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和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工具。除此之外，还改革了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了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放开了再贴现利率，实现了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和国债市场化发行，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改革了外币存款利率，扩大了对中小企业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完善了再贷款管理办法，健全了货币市场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等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在继续执行稳健的金融政策、抑制经济泡沫形成的同时，通过坚定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在深层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隐患，以保持今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如果说1997年秋末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使中国初步建立了新的金融体系，成功避免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那么值此我国加入WTO后的过渡期，中国金融业正再一次面临挑战与抉择，未来几年，我国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积累和遗留的风险还未根本解决，市场行为不够规范，金融运行和管理方式存在复归的可能，加上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二是从国外形势来看，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启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尚未形成。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体制与国际金融秩序的融合将日益加快，需要更进一步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步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新世纪开始的五到十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表明，发展仍是当今中国的主要任务。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在中国步入新世纪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中国金融业自身也将通过不断改革，得到完善和发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潮中，中国金融业必将随着其体制的不断完善，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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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殷乃平：《中国金融体制简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
［3］尚明：《新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月。
［4］赵海宽、郭田勇：《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5］李杨、何德旭：《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金融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