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和主导，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了把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到党的十三大和十五大再次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50多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今天，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理论成果，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艰辛的开拓：“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实现中国工业化，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一百多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之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的宏伟夙愿，然而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建设方才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参照苏联的经验，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工业化类型：一是英美类型：经济的发展是原发性的，采用渐进的方式，从轻纺工业到重工业，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以市场经济为主。二是苏联类型：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行高积累、高投资，采用追赶发达国家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来实现工业化。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为了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基本上都是采取后一种类型发展战略的。
当时中国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基本的原因是：(1)重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我国的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据统计，1952年，全国重工业产值只有1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55%。若按全国人口平均占有计算，每人只有重工业产值21.2元(当时约合8美元左右)。特别是重工业生产设备和工艺极为落后，重要生产部门短缺，难以形成基本的生产体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而只有加速重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才能为改造中国经济结构创造物质技术基础。(2)从国际环境看，我们的工业化环境和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环境差不多。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侵略威胁。为了确保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加速发展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重工业生产，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3)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方针。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了巨大的援助。这些帮助主要是搞重工业建设。据统计，在原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投资中，能源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国防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高达919%，成为中国50年代经济建设的中心和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骨干。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须讳言，由于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办法，缺点和错误也不少，通过调查和研究，毛泽东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更忽视农业；片面强调增加积累，忽视群众消费和群众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忽视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据此，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产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产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1—722页。同时他还提出，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这里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经过“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后，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再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经过196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这一方针，从指导思想上正确地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不同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标志着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初步形成。这一思想虽然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和反复，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得到认真切实的贯彻，但它始终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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