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梳理流通渠道，实现流通体制的改革。1956年11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值得研究”。他首次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活动的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刘少奇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流通领域的实际情况，提出生产资料也应该采取商业办法有计划地组织流通。在庐山会议前，他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着手对如何加强和改进物资工作进行研究探索，把生产资料流通问题提到了党中央的工作日程上。1960年，刘少奇首次提出物资调拨部实际上也是商业部的观点。在第二年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中，他指出国家经委要抓紧改革物资供应的试点工作。从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刘少奇先后八次听取了关于物资工作的情况汇报，两次提请中央批转了改革物资工作的方案：要在全国建立强有力的生产资料流通的管理部门和高效率的经营机构；对生产资料要改变多头分散管理，实行集中统一，全面管理；力求生产资料的流通合理化，尽量做到就地就近组织供应；合理利用一切物资资源等。刘少奇认为，在商品流通方面，不改变行政管理办法，就会人为地切断各地区、各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生产就不可能更大发展。要允许销售自由；商业不能层层封锁，也不能画地为牢，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其六，改变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7年初刘少奇到河南视察时指出：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他对当时新乡地委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加以肯定，认为这是对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他指出，三年不变，农民还是不放心，不利于农田基本建设。要有相对的安定性、固定性。他指出，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实行社内个人负责制。1959年刘少奇根据当时的形势又指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次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自发过渡，平均主义，是‘左’的，是不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并针对60年代初我国农村极少数地区在农业生产大幅度萎缩情况下实行的“包产到户”和“责任田”表示支持，他不同意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提法。1961年上半年，刘少奇针对湖南农村的实际情况，就公共食堂、供给制、分配、商业和手工业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认为“恐怕还是以产量计算，以产定分，包产到组，产得粮食多，包工即多”，打破平均主义，“不要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山林亦可以“下放到户，分户管理”。1962年7月他又提出：“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

　　建国后，刘少奇一直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处于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有不少是通过他的报告、讲话和文章来阐述和发表的。刘少奇的研究和探索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他提出的一系列经济策略思想都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因而也是正确的。人们在实践中按照这些策略思想行事就取得了成绩；违背了它经济建设就出现了挫折。我认为，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义初期的经济策略思想做了较全面、系统的阐述，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有所启迪。可以说，刘少奇的探索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探索一起，构成了新时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