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坏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推波助澜，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推向了极端

　　 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在个人崇拜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他们采用的手段有三种：

　　 第一，制造现代个人迷信。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1958年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员作报告时，就提出了“顶峰论”。1959年康生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看到李大钊殉难的绞刑架，训斥该馆是分庭抗礼，不突出红线。在康生的责难下，绞刑架后来不得不撤掉。列宁讲领袖是一个集团，是复数不是单数。毛泽东是伟大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他革命先辈。特别是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影响大大超过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在接见斯诺时明确讲过，他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同志直到壮烈牺牲前，都是党的重要领导人。诋毁李大钊，就是歪曲历史。康生就是这样不择手段造神的。在这方面，林彪也堪称“专家”。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大肆宣扬“高举”、“紧跟”的口号，使现代造神运动风靡全国。对此毛泽东是赏识的。他多次表扬林彪。在一次同外宾谈话中，毛泽东掏出了小红本说：我过去说话不灵了，现在灵了，就是林彪搞了一个语录本才灵的。林彪等人投其所好，一步步地把毛泽东送上了神坛。使其一系列“左”倾论点畅行无阻地成为全党的意志，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

　　 第二，推波助澜。1958年3月，党中央召开成都会议，讨论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问题。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论证我国正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经济可以高速度地发展。毛泽东在他发言时插话，提到“两个速度分歧”，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与邓子恢的分歧，一是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同“反冒进派”的分歧。陈伯达极力迎合说，1956年以来的分歧就是建设速度问题的分歧。就是在两种速度问题的争论中，出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在其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很欣赏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认为工资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当即便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主张立即废除，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张春桥的迎合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代写编者按。造成了人们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误解。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彭德怀是“混进无产阶级队伍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康生、陈伯达立即写文章加以论证。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在小说《刘志丹》上大作文章。他用铅笔写了个条子送给毛主席：“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文革”中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一大批文人因此被立案审查，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会上，康生等人还系统地发挥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把它概括为“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文革中广为宣传的毛泽东思想和进行“文革”的理论依据。

　　 第三，组织方面，制造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剧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关于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写成并于1961年初公演的。此剧在社会上反响热烈、轰动一时。谁知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后来彭德怀竟与海瑞划上了等号，说其要害是“罢官”。《海瑞罢官》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条奇异的导火线。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锣密鼓、密谋策划，泡制批判文章。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之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出笼了，刊登在《文汇报》上。但北京等地的报刊拒不转载。北京市市长彭真等人认为，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无关。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格格不入的。北京市被认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彭真势必被打倒。而且搞出了一个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

　　 罗瑞卿(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其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实际上完全是颠倒是非、陷人以罪。所谓他反对“突出政治”，完全是他对林彪极“左”错误的抵制，反对的是林彪为造神而说的假话、空话、错话、套话，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陆定一(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当时中宣部被说成是“阎王殿”。毛泽东在1966年3月30日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时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陆定一成了“阎王”当然在被打倒之列。

　　 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其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

　　 我们且不说加在彭、罗、陆、杨头上的“罪行”均为诬蔑不实之词，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受批判的问题也不相同，却被生拉硬扯地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令全国震惊。这似乎证明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复辟危险真的迫在眉睫了。

　　 打倒彭、罗、陆、杨，撤销了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实际上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有其必然性，而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理应负主要责任。但这种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我们在指出毛泽东同志这一错误的同时，还要肯定他对中国革命事业长期的巨大贡献。“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暴露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很多弊端，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文化大革命”表面看来是极大地发动了人民群众，但并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是造成长达十年的严重灾难；“文革”中虽然不断推出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但并不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甚至使封建主义陈腐的思想文化大泛滥；“文化大革命”更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对经济建设的大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同时，对他那些“左”倾的错误论点和危害也要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坚持民主和法制建设，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永远不会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