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两个“新课题”：一是如何“选好接班人”，二是“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对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他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方面，“一定要有两手，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廉政建设方面，“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严格管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一靠教育，二靠法律”。总之，党要把过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主要方式，由行政手段转变为法律手段。

　　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严重的破坏，“文革”一开始，就停止了各级人大的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了新的发展，法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

　　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早在1957年他就说：开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很有益处”。1989年他又强调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正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在立法、监督、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79年7月通过了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地方人大建设由此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第四，阐述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问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建国30多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邓小平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演和保证四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课题。对它的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则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一项巨大成果。

　　邓小平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他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博大精深的修养，明确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不但要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认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政治民主的发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决定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党和国家缺乏高度的民主生活，这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要避免这类错误发生，要使党和国家今后能够永远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的科学论断。认为民主建设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所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恢复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基础上，把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我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之一。

　　我们认为，邓小平的民主法制建设思想，为改革开放的中国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它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了史册。

　　江泽民：依法治国，开启法治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