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思想资源。这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连的层面。首先是哲学方法论层面。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创新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创新品质。这种创新有没有哲学基础?有。它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就是党的思想路线。正是它奠定了江泽民对执政党建设进行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科学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他曾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创新不是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标新立异。创新从其本质讲，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遵循客观规律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还谦虚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针对那种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倾向，他特别强调了二者的内在统一性，认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理论创新与党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表明两者在理论与实际结合这一内涵上的一致性。在党的历史上，理论创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和解决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直接相关，这是创新过程中两次飞跃的共同规律，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理论创新达到历史性飞跃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同样它也是毛泽东党建思想和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哲学基础，是江泽民对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

　　其次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所洋溢着的丰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奠定了江泽民对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从党的理论创新历史看，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过程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根本层面上也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也是最先明确提出和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正是这种“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产生了包括党的建设思想在内的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着力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中心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如何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和新理论，着重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与此紧密相连，邓小平还创造性地解决了执政的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围绕执政的这一根本任务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初步系统地回答了执政党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正是这种“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包括执政党建设思想在内的第二次飞跃的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构成，其中国化的基本精神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一是从实现形式来说，它有中国气派。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变化相结合的产物，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中国作风。二是从实际内容来说，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废除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紧密联系实际和时代特征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正是这些中国化的基本精神，推动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断进行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成为其不竭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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