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过去不少企业是靠低价的原材料、廉价的农副产品和较低的工资支出维持生产的，并且还有一定的利润(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利润是原材料和农副产品价值的转移)，年年都过着太平日子，掩盖了企业管理的落后面。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大不同了，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了，有些工业原材料的价格提高了，职工的工资支出也增加了，因之引起生产成本上升，亏损增加，靠减少上交利润过日子。客观形势向我们的企业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靠老办法，靠现有的管理水平混不下去了。如果我们企业的管理工作不来一个极大的改进，不在素质上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在国内就没有生命力，在国际上就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出路。我们只能迎战，不能逃避，只能转变，不能守旧。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和认识，轻工业部和各级轻工管理部门，花了很大的力量抓企业整顿，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来调整、配备企业的领导班子。在企业中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强化生产指挥调度系统。要求不合格的产品、次品不准出厂，谁出了厂就追查谁的责任。同时，狠抓企业的基础工作，建立和健全严格的原始记录、消耗定额、成本核算、产品标准等项制度，使企业管理逐步走上了正规有序的轨道。

　　再次，抓教育和科技工作。打基础，改面貌，需要解决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加强轻工教育工作，加快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的培养。据统计，1982年全国轻工部门和企业的科技专门人才只占职工总数的1％多一点，在各工业部门中是最少的，极不适应轻工生产、建设事业发展的要求。当时使我感触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正在建设中的部属大型现代化企业——烟台合成革厂很快就要建成投产，但却物色不到一位会管理、懂技术的厂长，不得不向兄弟部门求援。烟台合成革厂是“六五”计划中国家批准的轻工业部的一个成套引进日本先进技术设备的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将近5亿元。1980年3月破土动工，1982年底要达到投料试车条件，1983年一季度正式投料试车，开始试生产。我1982年4月到轻工业部上班后，看到当时两位副总理对这个厂建设中外国技术人员反映的存在问题的批示，指出“不要在外国人面前丢人”。据此，我5月中旬就赶赴烟台召开参加建设的各单位负责人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建设中的问题。具体工作问题解决了，而厂的领导班子配备问题却犯了愁。因为这个厂的主要生产工艺是以化工为主，当时在部机关和直属单位找不到一位适宜的厂长。于是，经过部党组研究由我亲自写信给时任化工部部长的秦仲达同志，请求化工部帮助选调一位合格的厂长。化工部党组和秦仲达部长很理解我们的困难，很快就选调了一位既会管理又懂技术的干部支援我们，出任烟台合成革厂的厂长。通过这件具体事，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5月就提出的如下指示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0—41页）为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逐步改变轻工教育、科技落后的面貌，我每年都亲自向财政部的负责同志汇报这方面的情况，争取国家财政给予支持。财政部也非常体谅我们的困难，年年都在原定预算外拨付一笔专用资金，最多的一年给了一千万元。我们用这笔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发展轻工教育和科研事业(当时轻工业部在全国建有八大直属轻工院校，有一个科研院和20多个专业科研所)。在培养选拔人才方面，我们强调既要看文凭，又要看水平，重视在实践中培养人才，号召大家自学成才。这样抓了以后，轻工院校的建设加快了，规模扩大了，招生增加了，轻工部门科技人才严重缺乏的状况逐步有所改善，为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智力基础。

　　在上水平、增效益方面，主要是抓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发展新行业，开发新产品。轻工业是生产人们生活吃、穿、用、行、住等各种工业消费品的部门，包括的行业多而广，有40多个，生产的产品以万计。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城乡人民收入水平低，生活简单，加上又是卖方市场，很多轻工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不变样，仍然可以卖出去，企业还有利润可图，不存在什么危机感。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轻工生产照老样子干下去不行了，不少轻工产品出现滞销积压现象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面对这种新形势，要生存，要发展，要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就必须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淘汰过时的、落后的，发展新兴的、先进的。当时，我们重点抓了家用电器、塑料制品、日用化工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同时花大力量对服装(当时归轻工业部主管)、造纸、食品和饮料等传统行业进行改造、升级，力求在较短时间内登上一个新台阶，达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