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底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把1978年与2007年的经济数据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已经从18%上升至60%，GDP总额在世界的排名已跃居第4位（2008年又上升到第3位）。人均GDP已经从300美元增长至2459美元，突破了所谓走向民主化界线的“2000美元大关”。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私营企业家、城市中间阶层以及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等新阶层。中国共产党也从过去的工人、农民先锋队组织转变为拥有众多高学历党员的精英组织，而且通过吸收私营企业家入党进而成为拥有权力、财力与知识的执政党。

　　另一方面，随着空前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变化，中国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沿海（东部）与中西部间的地区差异不断扩大；不同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加大，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受到了由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利益的多元化与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胜者”与“败者”、掌权者与“弱势群体”间的紧张与对立等等。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30年”？

　　改革开放的30年充满了“光”与“影”。探讨“改革开放”是什么、它带来了什么、又使什么失去了等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这非常重要。为此，我很愿意跟在座的各位专家就以下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交流看法。

　　第一问：中国为何能在30年间保持长期的、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

　　30年间经济保持了GDP年均增长率98%的高速增长，这绝不是一件寻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新奇迹。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中国为何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何能够在除了“六四事件”外没有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实现这种高速增长？

　　神户大学的加藤弘之认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1）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和投资依存型经济；（2）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与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3）地区差距扩大但社会却允许这种状况存在等。加藤弘之：《中国资本主义走向何方》，2008年末，未定稿。另外，清华大学的秦晖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1992—2001年间的“中国奇迹”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中国农村改革先行，进行所有权改革之前就暂时解雇劳动者（layoff）、分税制改革等都强化了国家的经济权力，总之，他认为这是中国能够通过铁腕体制不必付出制度变革成本就可以实现改革之故。但是，秦晖认为抬高“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应该担忧“低人权、低福利、低工资”的“中国模式”有可能会全球化。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30年之我见》，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版（←CNKI）。对此，北京大学的姚洋进行了反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不过是模仿“华盛顿共识”而得以实现的成功事例。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中国存在既具有自主性又能够规划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的“中性政府”。姚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一—结束编），2008年9月11、17日，10月2、9、22日《南方周末》。姚洋的“中性政府”论，主要立论于业绩（原文“表现”）的正当性、实质上的地方分权与平等社会三大理由。

　　上述主张都有各自的说服力，当然也都值得继续讨论。总之，主张高速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是这30年间的国际环境、国际经济发展以及“外压”下实施了的“开放政策”，这一观点应该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