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是一个论坛，会议对国家最初的一些情报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毛泽东给会议的题词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见《公安史知识问答》，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会议之前，对情报工作未来的一些看法，已经在有高层官员参加的地区会议上提出过。例如在1950年1月底的第4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上，对于大力开展境外情报工作，做出了如下结论：

　　必须建立反奸情报派遣工作。因此东北公安部、辽东、辽西省厅、沈阳、旅大公安局，应物色具有派遣条件的我之干部或可靠关系，以及个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党特分子，加以秘密训练，派遣出去。其工作地区：主要是××、××、××三地。其工作任务：主要是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敌特活动情况，获取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但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不准发展关系。但对其中利用分子，应时刻警惕，防范敌人的反间阴谋。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关于加强侦察工作的指示》，见《公安保卫工作》第十七卷（1950年2月15日），第23页。

　　其中的最后一点，中国从一开始就做得非常成功。一位消息灵通的外国观察家后来在写到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情报工作时指出：“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相比，中国的秘密情报部门在防止自己的间谍人员被外国反间谍组织抓获这一点上保持着出色纪录。”Richard Deacon，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1974，p315

　　当时情报工作（特别是国外情报工作）的总体政策是什么？1950年4月1日，周恩来向情报工作官员勾画了变化的总体方向，即从单纯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他提出，除了政治情报，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周说，至于科技情报，“我们至今还没有搞”）。他还指出，最重要的是，未来的情报方向是中国境外的情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关于后一点，他说，情报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1950年10月，中国公安部长罗瑞卿（1906—1978）在与公安部副部长罗奇清（1911—1978）和政保局长陈龙（1910—1958）谈话时说：“中国进行国外情报工作的原则和帝国主义分子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敌人针对我方的阴谋。我们的目的是防御，是积极防御。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修来荣：《陈龙传》，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页。另Richard Deacon，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1974，p316称中国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情报工作“几乎完全是防守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周恩来等人所设想的情报工作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一份由李克农起草、中共中央于1950年11月1日下发的文件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页。李克农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进。同上。这些改进很多时候需要进行机构改革以及更大范围的改革，它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调部成立。

　　首先，1950年12月10日，军事情报、技术情报和政治情报都正式划归一个新设立的机构总情报部负责，由李克农任部长，并且直接归中共中央而不是总参谋部管辖。这种组织形式可能有助于横向协调，但对于提高联络部的情报能力帮助不大。当时任联络部部长的是邹大鹏。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机构内部而言，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这样的战争冲突，使技术情报的重要性远超过联络部提供的“人力情报”，所以，总情报部唯一的副部长是戴镜元（1919—2008）就容易理解了。胡大新：《情报专家戴镜元》，http：//wwwfjjrydcn/news_viewasp？newsid=3580。

　　1953年1月29日，中央军委总情报部撤销。李克农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继续分管联络部的工作。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王健英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36—37页）中给出的时间是1953年2月29日。 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病情加重，1953年3月5日在毛泽东的直接命令下离岗治疗。《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1954年春，由谁、通过什么渠道（军事、政府还是党？）给联络部提供经费的问题出现了争论，后来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部长邓典桃（1910—1987）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1907—1998）磋商后获得解决。《杨尚昆日记》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它的背景似乎源于1954年对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的“预算外资金”进行规范管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史编写办公室：《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史》，二卷本征求意见稿，北京，1991年，第1卷，第125页。后来，联络部不再隶属总参谋部，改由隶属总政治部。这一变化可能是在1954年下半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机构进行改革时完成的。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36页；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405页。

　　1954年秋，一些高层情报和公共安全官员如冯基平（1911—1983）——冯当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退休前（1979—1981）担任中调部副部长刘光人、赵益民、于行前主编：《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385页。——对港澳台情报工作的开展表示不满。冯说，1953年下半年有所好转，出现一个短暂业务高潮，反间工作取得一些实际成绩，但后由于领导不力和能力不足，一年中对敌特机构派遣和“潜伏”的特务组织的破获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冯基平：《在全局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见《首都公安增刊》第6卷第1期（1955年2月21日），第11页。

　　此时，机构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成立

　　2001年中国共产党出版《杨尚昆日记》之前，外国学术界对于中调部成立的确切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它的成立时间和成立经过，汉学家和情报史专家们只能猜测。杨尚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4年中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了他的日记中提供的信息，我们终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轮廓。

　　1955年2月23日，联络部3位高层领导拜访杨尚昆，和他谈联络部在中国党、政府、军事系统中的地位问题。这3位领导是罗青长、邹大鹏和马次青，陪同前往的是联络部秘书长毛诚（1915—1995）。他们表示愿意让联络部重新回到党的系统中来，称这是表达同事和下属单位的基本看法（杨在日记中称之为“群众的一种情绪”）。联络部负责政治情报，本来就源于党的系统，而不是解放军或红军系统。他们向杨尚昆表达的似乎就是这一信息。《杨尚昆日记》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