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0—1950的百年间，不同的新动力正在中国形成，不少是基于西方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的。民国时的北京政府对于由列强传入的这些发展自然无力抗拒。政府弱势的一个主要标志乃其庞大的外债，同时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关税——仍由外国人代收。1922年，中国的外债达八亿美国银元。当时的另一社会特点乃“士”阶层的衰落。由于在1905年取消科举，儒士失去了进仕的途径和在政坛上的影响力。1900年起，不少城市中出现了现代式的学校。外国的科技、政治、哲学、历史等学科被译成中文在这些学校中采用。1872年以后，中国派出多批学生留学欧洲和美洲，学习西方的新知识，特别是工程、策略和科学。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中，儒家经典首次失掉了它们传统的用以应对中国问题的地位。年轻和聪慧的国人，如孙文和毛泽东都转向西方寻求解救中国的办法。

　　上述的新发展自然地使城市——作为文明与主要经济积累的载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市的功能和结构，脱离了传统中国城市的行政为主要功能的规律和在结构上以体现礼教为主的原则。1949年以后，因应新的社会主义思路和共和国的工业化方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功能与结构开始与传统中国的儒家精神下的模式逐渐远离。简言之，当代中国承继了1850—1950年的旧中国的两大发展趋势：(1)在发展空间上背离沿海，那代表一个世纪来列强欺凌的地方；(2)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放弃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采纳了由西方进口的新主义。在毛泽东而言，后者就是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本文的主旨乃在探究新中国城市和城市化背后的主导思想和动力，并通过对其先后两期不同的发展方向与方式，探讨外来价值观和城市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可持续性。文章在结论中提出了：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否应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儒学中寻找？

　　人民共和国在1949—1981年间城市化的特殊价值观基础

　　研究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化的学者一致地认为我国有自己的特色，并不属于一般的“社会主义”(即苏联和东欧式)，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模式。他们强调我国城市化比率低这一特点，认为我国采用了“非城市化”的策略。中国政府被认为对城市化严格控制，特别是限制大城市的发展。与此配合，政府成功地和大力地促进农村发展，将农村人口留在原地。持有这种看法的学者包括马润潮(1985)和托尼（Tawney）(1966)。这两人认为中国政府采用了“反城市文明”(Antiurbanism)和“非城市化”(Antiurban)策略。然而科比（Kirby）(1985)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中国政府在策略上利用城市化来促进工业化，城市被视为工业发展的有效载体。陈金永(1994)认同这个看法，并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发展策略是“城市偏向”的。政府严格地使用“户口”和“配给”政策促使城乡隔离，并在这过程中将农村的农副业的剩余价值作为城市工业的投资本钱；同时，在城市的发展中则尽量削减对消费性的基本行业的投资，以集中精力和资源使工业化高速发展。

　　要理解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有必要先介绍新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思路。共和国的新意识形态是从西方进口的，这个“排内崇外”亦是19世纪以来的对本地新儒学不满的产物。简而言之，共和国创始人毛泽东等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关键价值观和政策，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形成近似苏联社会主义的一套策略。人们一般将它简称为“毛泽东思想”。在城市化道路方面，当代中国的策略根源可追溯到如下的共产主义权威的意见的简约表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城市是丑恶的；工业的布点要邻近原料以避免污染，以及就近农业以防止大城市问题；

　　斯大林——现代城市为社会主义企业提供最有效率的运作平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一定大小的新城市，以及更快速的城市化，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城市的发展要依从平等、高效率和公有制主导等基本原则。

　　在研究苏联和东欧的基础上，巴特尔（Bater）(1980)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城市的主要功能为发展工业。此外，它们还被赋予两种辅助性原则：尽量减省城市基本设施(或消费性活动)；作为社会主义的宣传媒介。考虑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原则和我国1850—1950年的屈辱，毛泽东等在制订新中国的城市化策略时，在巴特尔（Bater）已列出的原则之外，还加添了三点：(1)国家安全的考虑；(2)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3)要快速进入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极端政治要求。简言之，在毛泽东等的策略下，城市的主要功能应以经济和政治共存为立足点。毛曾明言“新中国的城市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只有当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了，消费型城市转化为生产性城市，人民的政权才能得以巩固”。

　　约言之，毛泽东等的策略包含了以下要点：

　　（1）消灭了过往的空间分布的不合理性，即现代产业过分地集中在沿海的“条约港”(中国在1949年的现代工业，基本上集中在京、津、唐和长三角两处沿海地区)，以求达致工业城市更均衡的分布，和邻近主要原料产地的内陆省份，这样也合乎国家安全的要求；

　　（2）将带有严重剥削性的消费型城市改造为生产性城市；城市应成为工业中心或以基本经济活动为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