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城市要促使“三大矛盾”(或称“三大差别”)的消灭；“三大矛盾”乃城乡、体力与脑力劳动，以及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差别)；

　　（4）文化和政治上，城市的属性应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中国政府力求在城市之内，通过自给自足的邻里小区的设计，以求达致城市人口在住房、交通和服务上的平等。此外，在毛领导下的城市还包括了以下的社会主义特点：居住与工作地点安排同一地区，生产与服务企业以公有制为主；城市中心点再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商务区(CBD)或传统的官署(衙门)，而是“斯大林式”的中央广场，供公众集会和群众政治活动，以宣扬社会主义及共产党。

　　1949—1981年：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城市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55年通过了市和镇为省、州、地、县之外的基本行政单位，和设立市、镇的标准。这是我国继1909年的“城乡地方自治章程”，1930年的《市组织法》，一改历史传统，引入西方观念，将近、现代中国城市作为地方行政建制。1955年，国务院公布了市和镇的设置标准：凡常住人口2万人以上的居民点被列为市；2000人以上而同时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列为镇。1965年，设市标准提高至人口10万人，镇则必需人口2500以上和75%以上为非农业人口。除了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例外，省会、县政府所在地，重要工矿基地和军事、交通要地可保留市、镇的建制。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在全国层面上将城镇定为独立的行政单位和空间单元，同时亦是拥有和农村地区有别的经济和政治功能的独立行政单位。自1955年后，中国的一连串的五年计划以及国家的城市发展策略都建基于这些市镇单位。1961年的国家城市发展策略就是明显的例子，它包括了以下各点：

　　（1）合理发展和新建中型城市(即人口20万—50万以下)；

　　（2）控制大城市(即人口50万以上的)的发展规模，以及在特大城市(即人口100万以上的)周边建设卫星城以疏散过密的城市工业和人口；

　　（3）减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降低人口出生率，以及组织大规模的城市职工“下放”，以控制和减低城镇人口增长率。

　　然而，1949—1981年间的经验显示，中国政府缺乏一贯的城市化政策，而且经验和信心不足，使它在多种国策考虑的前提下——即快速的经济增长，发展上的区域性平衡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下，出现了多次和巨大的城市化政策的反复。我们可从这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予以说明。

　　1955年的设市标准实施后，至1957年，全国城市增至179个，其中71个是新设的。新市大都位于内陆省份，是依赖本地资源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建工矿企业为依托的新建城市，如包头、克拉玛依、白银、兰州、大同等(见图1)。在沿海地区，有23个原城市被取消城市地位。这些发展体现了新政府由沿海转入内陆的新的工业化空间政策，形成城市发展动力在空间上出现变化。1949—1957年间，城市化的速度因应快速工业化和战后经济恢复的需求，是十分高速的。我国城市化比率亦由106%升至154%。

　　在三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年)，国家为了加快工业化，城市以不正常的高速发展。在官方不务实的夸大式规划和对建设成绩的虚报下，新建城市44个，至1960年总城镇人口急剧增长，使城市化水平达197%，成为城市化新高峰(见表1)。不久，升虚火的“大跃进”彻底失败了，农业亦受到1959—1962年三年的干旱和水灾等自然灾害的打击，政府进行了全面策略调整，通过行政指令使已挤进城镇的四千万人返回农村，以解决城镇粮食短缺问题，这约等于当时的25%的城镇人口。设市的标准亦进一步地提高了，要求人口10万以下的聚落撤市。结果，城市化比率在1965年下降为14%，出现了中国式的“逆城市化”。然而这时期冶金部的“三大、五中”钢铁企业，即鞍钢、武钢、包钢；太原、重庆、马鞍山、石景山和湘潭钢铁厂都发展起来了，促进了相关城市的发展。同样地另一批城市，如西安、哈尔滨、沈阳、洛阳、成都等，亦得益于机械工业的建设。

　　总而言之，在1949—1965年间，在全国大城市中，中西部的兰州、太原、西安保持最快的增长速度。沿海以轻工业城市为主，内地和东北以重工业城市为主的空间格局亦已出现了。

　　1966—1976年是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政治和国防成为政策的重点。这时期的最大经济和城市建设特点为“三线建设”。“三线”地区即内陆省份的山区，成为重点投资地区，占了其间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35%和工业总投资的477%。在“三线”地区内，工业企业的布点以“山、散、洞”为原则。大量沿海技术人员、设备，甚至整个企业被迫迁移至“三线”地区。由于图1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建成的主要工业中心分布示意图

　　选点不良，有关企业效益很低，浪费资源而又造成机会成本高，拖慢了沿海的工业发展。“三线”的建设伴随“文革”的激烈“左”倾政治运动：年轻学生“上山下乡”、干部“下放”，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期间因这些运动由城镇向农村迁移的人口达3000万—3500万人，都是“政治”迁移，而不是一般的“经济”迁移。当时，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率13%，比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175%低很多，形成第二次“逆城市化”。不过，“三线建设”，亦促进了一些地方工业的发展和新建了一些城市，如新钢铁工业城市酒泉、攀枝花，煤炭工业城市六盘水，汽车工业城市十堰，有色金属工业城市西宁、汉中、贵阳等。

　　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人物掌握政权并于1978年推出了名为“改革开放”的新发展策略，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封闭政策和极左的路线，缔造了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方向：即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的动力，以发展经济、达致“小康”为主要目标。

　　毛泽东时代的城市和城市化

　　由于新中国政府的价值观与旧中国不同，中国城市在毛泽东时代走向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成为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城市，我们可从三方面予以总结。

　　(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特点

　　在毛泽东建国初年，我国城市出现了城市内的经济快速国有化和战后重建。在1949—1957年间，城镇人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然而，自1958年末起，城镇人口增长受到官方“户口登记”和必需品(食品、衣料等)的配给制度的控制。因此，城镇的发展紧密地依附于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政治发展进程，导致两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1)由城市到城市的迁移，主要是由沿海大城市迁移技术、产业工人和管理人员到中西部和“三线”地区支持新建城市或原城市的新建工矿发展；(2)有组织的由城镇至农村的人口迁移，用以解决中央规划的失误(如“大跃进”的失败)和工农业间的不平衡，也包括在政治上达致“再教育”和消灭“三大矛盾”。这时的人口大迁移，无论从其规模之大，还是目的性的特别等角度来看，都是世界罕有的。

　　客观上，上述的人口迁移，使中国的城镇分布在空间上达致较均衡。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来说，除了三个省级行政单位外，在1981年每个省都有一个人口过百万的特大城市。同时，沿海与内陆的发展差距，亦有减低这方面的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

　　然而在个别城市的城市人口结构的微观层面上看，中央规划下的人口迁移亦造成了不少畸形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特点：一是快，二是以机械增长占绝对优势。如1958年开始建设的广东省石油城市茂名，又如“一五”期间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株洲。这些城市的人口年龄构成亦具明显特征。图3的四个城市的人口金字塔，除了旧城江门属正常之外，其他三个新城市使人震惊！由于政策上不容许职工带眷，使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的比例都十分低。另外，人口性别亦严重失衡，男多女少。从不同年龄组来观察，则劳动年龄组的失衡更为严重(见表3)。新城市中的男女失衡现象，因应城市工业的主体不同而有差异：重工业城市渡口，女工只占全体职工122%；湖北轻纺工业城镇嘉鱼，则以女工为主，是一个“女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