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释中国的党国体制对于引发经济改革中政策和制度创新以及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的能力，许多研究指出分散试验起到了关键作用Thomas GRawski，“Implications of Chinas Reform Experience”，The China Quarterly，No144（December 1995），pp1150-1173；Gérard Roland，Transition and Economics：Politics，Markets，and Firms ，Cambridge：MIT Press，2000，pp63-65；Justin Yifu Lin，Fang Cai，Zhou Li，The China Miracle：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21-325；Sharun WMukand and Dani Rodrik，“In Search of the Holy Grail：Policy Convergence，Experimentation，and Economic Performa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No1（2005），pp374-383。中国的经济转型有一个特征，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的政策制定者鼓励地方官员尝试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后将其所取得的经验反馈到国家起草的政策中。这种方法对于许多经济领域的政策制定——比如从解散农村集体经济，对外开放贸易，促进私营经济到改革国企和规制资本市场，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些争议较大的政策领域，如国企破产，经历了20多年反反复复各有侧重的试点之后，才最终通过了破产法。那些努力变革经济运行方式的国家政策制定者一次又一次以试点成果为手段，战胜了企图维持现状的反对意见，维护了改革的主动权。

　　“由点到面”（proceeding from point to area）是一种成熟的方法论，在中国存在这种土生土长的方法论意味着分散试验有其深厚的合法性，这种分散试验远远超过了其他权威政体或作为党国样板的苏联实行的零星试验。中国“由点到面”的方法是指从个别“试点”（experimental points）发起的政策过程，这些“试点”由地方主导并在上级政策制定者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下展开实施。如果“试点”工作被证实对当前党和政府领导人所设定的政策优先顺序有利，上级领导就会从最初的试验中总结提炼出“典型经验”，之后通过密集的媒体报道、高规格的经验交流会以及参观互访活动，将其加以推广，并号召更多地区学习效仿。这个推广过程也是进一步完善并研究出适合推行的政策解决方案的过程。如果经过检测的新方法得到国家最高政策制定者广泛的认可，就会在进一步修改后吸收到国家政策中。由此可见，这种“由点到面”的方法赋予了地方官员发展自己解决问题模式的空间，但确认、修订、终止，以及推广典型试验的最终控制权却始终掌握在最高层政策制定者手中。重要的是，中国采用政策试验模式的目的在于探索新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用来设定政策目标，这一特权依然由党的领导所垄断。对后毛泽东时代各种政策试验的模式、运作以及作用的系统分析见Sebastian Heilmann，“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CID），Vol42，No4（Winter 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