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功度过了革命斗争的艰难时期，完全有能力胜任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任务，但是，在解决党建问题上并不顺利。在和平建设的条件下，1945年党章的许多条款已经不合时宜，需要修改或取消。必须缓和党内关系的军事指挥模式，推行能够使党内生活更加民主的规则，制定对掌权者行为的监督规则等等。中共七大和八大召开之间，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这就要求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党员的教育水平低下严重地降低了党的工作效率。根据1949年5月的数据，61％的党员是文盲，13％以上是半文盲，20％左右只完成了小学的低级阶段学习。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便是在对自身有利的条件下实施其管理职能，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在国家建设中，存在着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职能重叠的现象，党和政府的职位相互结合，甚至存在党委书记职务与企业管理者的职务由同一人担当的情况。在许多方面，这与苏共的管理有相似之处。然而，二者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的中央一级的党和国家机关中的集权程度，在很多方面可与苏共的情况作比较。但是，苏联在区一级和大型企业中，从来没有实行党和政府职位的结合，企业的领导职务和党委书记职务相互结合的情况也不存在，这是苏联在地方管理层面上不同于中国的做法。

　　对国民党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即所谓的打击“三害”）重新复苏的担心，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将党在地方管理上推向了用党来取代一切的做法。由于主客观的各种原因，与各种消极倾向作斗争的重心集中在“政治运动”领域。这种情况使得从“解放区”政治实践中得来的、党政管理的军事指挥风格得到定期的加强。

　　在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上，采取了确立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和管理机制的重大尝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现在的主要挑战将是建设……在建设方面，我们党仅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但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管理领域没能做出决定性的突破。这也是中国在1960—1970年政治曲折的原因之一。邓小平随后对政治局势做了分析，“在党内以及管理系统内，占统治地位的是带有集权特征的官僚主义”，“统一领导转变为党的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结合……”实际上，这个短暂的、巨大的特点包含了1950—1960年“过火”的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很明显，早在当年就已清楚地表明，苏联的经验和援助，对于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历史特点的国家管理制度是不够的。现实的情况要求在政治领域内提出具体的出路，并做出决定。

　　尽管新中国的政权仍旧处于艰难时期，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了优化政治制度的若干重要领域。政治体制的这种优化在改革开放时得到了体现。这里主要是指“克服不合理的中央权力的过度集中”， 区分党与国家间的、行政机构与企业间的职能，完善干部政策，建立公务员制度，建立党与国家合法性基础。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充分表现了从革命时期过渡到创造时代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一直受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僚传统的困扰。“文革”前期提出的，源自于1950—1960年革命队伍中的口号“反对官僚主义的迫害”，有其现实的土壤。在经济困难和管理领域（特别是地方上）混乱的背景下，中共部分领导对国民党政权复辟、部分未接受过学校的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资本化的担忧显得十分迫切。中共与苏共间不断增长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激发出了极端的情绪。总之，“文化大革命”与当时中国党的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整体环境紧密相连，与中国寻找快速发展模式的民族心理密不可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从整体上建立国家体系、优化管理具有特别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机构的宪法基础遭到破坏。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具有党、军、行政权力。除军队以外，中共的地方局和省级党委都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秘书处的核心职能，先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来执行，后是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来执行。人民解放战争结束时的军事化风格的管理模式也再度浮现。军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重组的党委中所占的优势，以及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掌握的领导地位，使中共面临着军事化以及不断增长的分裂主义的威胁。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历史时期，对于形成和确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与国家体制，实在是太短暂了。“文革”破坏了党内应有的团结和国家政治的稳定性。在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中，稳定已成为衡量当前的发展模式合适与否的主要标准之一，可以表现出中国领导层在政治改革中的谨慎与细心。“文化大革命”表明了政治运动、激进的试验、超前发展在国家和政治建设上的无效性。克服上述困难需要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根本性变化，同时对现实与传统的考虑要比以往更加深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开启了党政改革的新阶段，是中国发展的里程碑。在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管理集权化的中国，党的建设与政治进程之间的紧密互助表现得十分明显。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党政建设摆脱了对“他人经验与模式的盲目照搬”。中国进行了领导机构重组和经济体系改革，实行新的干部轮换政策，实行集体领导，谴责个人崇拜，加强法制与秩序。所有这些为党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复苏奠定了基础，避免出现苏联所发生的党政制度的停滞现象。中国在80年代初，解决了“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有别于苏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