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30年前，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和两位资深的中国外交官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正在酝酿以中国的“大跃进”为题材的博士论文。交谈中我提到，我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材料里偶然看到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机构，可我在《人民日报》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机构。我说，我不希望被国民党或者苏联的错误信息误导，把没有的东西当成有，所以能不能请他们证实一下：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神秘机构过去或者现在存在过吗？他们抱歉地对望一眼说，不能，他们没法证实，他们对这个机构一无所知，而且他们建议说，除非中国的资料里提到，否则我应该认为没有这个机构。

　　和我交谈的这两位外交官朋友对中调部当然非常熟悉，但当时这是国家机密，对于一个好奇的瑞典博士生的询问，他们只能讳莫如深。毕竟这是一个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相当的中国机构。就算是在英国，也只是到了1994年3月《情报法》（即《政府情报公开实施报告》及其《解释方针》。——译者注）颁布以后，英国政府才正式承认英国秘密情报局这个机构的存在。换言之，如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问两位英国外交官是否有军情六处这个机构存在，如果他们是像中国外交官一样守口如瓶的职业外交官的话，他们同样也会否认。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外交官有什么恶意，或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或者中国人，而是因为我的学术好奇心和国家机密相冲突。

　　几年后，我看到中国的资料里出现了中调部这个名称。See Michael Schoenhals，“Note：On the Existence of the CCPs Centr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CCP Research Newsletter，No2，Spring 1989，pp17-20我还发现，1983年它变成了国家安全部，而中调部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已经成为历史。于是我决定对这个机构及其情况从时间上做一个梳理。我想利用我所见到的来自中国的零散资料撰写一份中调部简史。这便是这篇论文的由来。

　　中调部的前身

　　中调部并不像某些二手材料所称的那样在“40年代末”就已经组建，Thomas Kampen，“The CCPs Central Committee Departments（1921-1991）：A Study of their Evolution”，China Report，Vol29（1993），No3，pp309-310 而且它的直接前身，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工作部。John Pike，“History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http：//wwwglobalsecurityorg/intell/world/china/msshtm 中调部成立于1955年，此前它经历过一个不短的过渡期。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工作部撤销。1949年以后整整六年，无论是军事情报部门还是“地方”（政治）情报部门，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管理。撤销后的中央社会部的一些部门于1955年组成中调部，但1950—1955年，它的名称是“联络部”。魏小兰：《“沙韬事件”始末》，《作家文摘》2007年9月18日，第12页。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这一时期亲自负责情报工作所有战略问题的是总理周恩来（1898—1976）。1949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情报工作由他分管。《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41页。周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20年代最早的秘密情报活动的发起人，从一开始就坚持在所有形式的情报——人力情报、技术情报、战术情报、战略情报——工作中投入较大资源。《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255页。1949年春他谈道，“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刘光人、赵益民、于行前主编：《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171页。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了这一点，指出：“要战胜敌人，非有情报工作不可。”《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